银川白癜风专科医院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3141254430799048&wfr=spider&for=pc
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中国文化年春季号论《禹贡》地理与夷蛮戎狄分布格局的形成徐刚一夷蛮戎狄之别《礼记》有将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四方相配的说法。例如《曲礼下》说到诸侯国君的称呼时，云：“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王制》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髪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髪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1]《明堂位》排列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云：“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这个位次，显然是根据夷蛮戎狄各自所居的方位。类似的说法也见于《墨子·节葬下》“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只是其中没有提到“南蛮”。此说长期为学者所遵信。清代崔述《戎狄与蛮夷之不同》始明斥其非，并指出：蛮、夷是周边民族的通称，不分何方；而戎、狄本来是专称，是国名，戎是西方的蛮夷之一，狄是北方的蛮夷之一。[2]近代以来，顾颉刚、童书业等先生全面考察了甲骨、金文以及《诗经》《尚书》《左传》《国语》等文献，进一步指出：这种以方位区别蛮夷戎狄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无论是东南西北，都有蛮夷戎狄之族，蛮夷戎狄都是通称。[3]童书业先生总结说：“蛮夷固四方皆有，而戎狄亦遍布四方；夷蛮戎狄四名之意义实近似，非有大异。”[4]前贤所论详矣，似乎可以证明夷蛮戎狄与东西南北相配，是后世整齐化的理想结果。但是，如果夷蛮戎狄这四个词，都可以泛称当时周边的民族，那麽，它们原本的区别在哪里？不可能从一开始，这四个词就表示同样的意思，可以随便用来指称异族。它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必定存在着某种区别，每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指称，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引申出对异族的泛称，这才符合语言演变的一般规律。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不见得能把这种引申的过程还原，但是，在现有的文献材料中，的确存在着一些证据，可以证明“蛮夷”和“戎狄”之间在空间方位上的差别，直到战国时期，也仍然是客观存在的。证据主要有三：第一，二者有对举示异的例子。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繋年》第七章云：楚王舍围，归，居方城。令尹子玉遂率郑卫陈蔡及群蛮夷之师以交文公，文公率秦齐宋及群戎之师以败楚师于城仆。此文“蛮夷”与“群戎”对举，蛮夷指楚国周围的各族，是当时南方和东方的族群；群戎则是依附于晋的各族，是当时北方与西方的戎狄。这里只说“群戎”，而没有提到狄，是因为狄其实是戎的一种，《竹书纪年》云“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即是明证。更有意思的是，根据《左传》，当时的晋国军队出征时，往往有狄师相随。昭十三年《传》，平丘之盟，“公不与盟。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可见晋师中有狄师；又成二年《传》，齐晋鞌之战，“齐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齐师，以帅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卫师，卫师免之。”又宣八年《经》云：“晋师、白狄伐秦。”此皆狄师从晋师共同作战。又有姜戎，僖三十三年《传》：秦晋崤之战，晋人“遽兴姜戎”。所以，《繋年》晋人所帅之“群戎”，其中也很可能有狄。另一方面，根据《左传》，楚军中也常有蛮加入，例如成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却至曰：“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我必克之。”这与《繋年》所谓“群蛮夷之师”是相同的情况。《繋年》的记载与《左传》若合符契。由此可见，至少“戎狄”和“蛮夷”之间，是有非常严格的区别的，假如我们把《繋年》的“群蛮夷之师”与“群戎之师”互换，说成：“令尹子玉遂率郑卫陈蔡及群戎之师以交文公，文公率秦齐宋及群蛮夷之师以败楚师于城仆”，恐怕就要“创造”历史了。这样看来，“蛮夷”与“戎狄”截然不同，戎狄为西与北之族，蛮夷为东与南之种族，这一基本区分应该是真实存在的。第二，“蛮夷”与诸夏的关系近，“戎狄”与诸夏的关系远。《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讲到商周的畿服制度，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所谓“服”，大体以距离王畿之远近为次第，但亦同时以沐浴王化之程度为次第，即《禹贡》所谓“声教”。畿服制度以服而分夷蛮戎狄，“夷蛮”在“戎狄”之前，实际反映了当时人对“蛮夷”与“戎狄”的区分：夷蛮与诸夏的距离，较之戎狄为近。所谓“蛮夷”，虽非诸夏，但已与诸夏交通，慕王化而有一定程度之融合；而“戎狄”则跟诸夏的关系更远，与诸夏绝不同俗。故秦公钟铭曰“隙事蛮夏”，将“蛮”与“夏”并称，此“蛮”实是秦人周围与秦接近的戎族。又晋邦奠云：“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百蛮，广司四方，至于大庭，莫不来□。”以“百蛮”与“四方”对举，可以看出四方正相当于祭公谋父所言之“戎狄”。又《禹贡》之五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其中五百里要服，又分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又分三百里蛮，二百里流。置“夷”于要服，置“蛮”于荒服，虽然与《周语》大不相同，但《禹贡》未列戎狄，可知在《禹贡》作者之心目中，蛮夷与戎狄远近之大别，与《周语》殊无二致。《禹贡》讲九州，蛮夷在九州之内，而戎狄在九州之外，所谓“朔南暨声教”。至于《周礼·职方》更为九服，九服之名，曰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亦有“蛮”“夷”而不取“戎”“狄”。则春秋以来，古人对于戎狄之态度，始终以化外之民视之，而蛮夷乃可以声教化之者。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中华书局年版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先秦古籍中的“蛮夷”可以泛称周边各族，但用“戎狄”时，似乎只能指西北的各族，而不会包括东南各族。例如《尧典》“蛮夷滑夏，寇贼奸宄”，《舜典》“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蛮夷”都是泛指四裔。而《诗·鲁颂·閟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国语·周语上》“我先王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戎狄”皆为西北各族。可见，“蛮夷”与“戎狄”在空间方位上之大别，一直到战国时期，还是真实存在的，完全可以断言，在更早的时期，区别应该会更具体明确。就单独的“夷”“蛮”“戎”“狄”而言，也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例如童书业虽然认为东南西北都有“狄”，但是也承认“狄族确是北方最多”。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考察，那么不难发现，夷族确是东方最多，从殷代甲骨文以来，夷方就在东方，西周以后的东夷、淮夷，也都是东方的民族，而南淮夷主要也是东南方的淮河流域民族，孔子也有“吾欲居九夷”之说，东方无疑是“夷”的区域。而西方称夷，比较可靠的，只有《禹贡》的“和夷厎绩”，《大雅·緜》“混夷駾矣”，《皇矣》“串夷载路”几个具体的部落。同样的，古书中的“蛮”，常指楚国周围的民族，以南方为常。称“戎”的，也大多是从西北来的，东方即使出现戎族，恐怕也是从西方或北方迁徙过来的（下文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可以说，虽然夷蛮戎狄泛称时都可以指四方之民族，但是析而言之，大体上仍然是东夷南蛮北狄西戎。古汉语常有统言和析言之别，夷蛮戎狄，看来也不例外。二华夷族群分布之大势华夷乃是相对而言，华夷之别，本来并不存在。这种观念的产生，当然有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原因，但是中国的地理环境的格局，无疑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华北平原，江淮平原，渭水流域和汾水流域，这是早期中国最适合农耕的区域。农耕民族适合定居，定居就可以积累财富，文化也容易进步。如果不能长时间的在某处定居，那么财富就难以积累，只能保证短期的生活供应，也就难以在文化上有进一步的突破。游牧民族本来也需要水草丰美的平原地带，但平原地带居住久了，往往就成为农耕民族。因此，后来的游牧民族，要么争夺原有居民的土地，要么占据一些比较边缘的土地，例如山麓平原，山涧溪谷等。平原地带的农耕民族往往会发展起较为先进的战争手段和防御技术，比如筑起坚固的城墙，建立组织严密的军队，发明先进的武器战备，研究兵法。游牧民族在具体的战斗中，尤其是突袭式的战斗中，经常可以取得胜利，但从总体的竞争态势来看，如果不是农耕民族内部出现问题，游牧民族很难获得最终的胜利。平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容易发展出较为先进的文明，这是一个总体趋势。在早期的古史传说中，比较先进的文明，就是东部平原的民族。王国维早已注意到：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5]此论实开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之先。王氏又云：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城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出之都邑，皆在东方。[6]这虽是传说中的“古史”，但符合平原农耕文明容易发展出较为先进的文明这一总体趋势。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也证明早期的东方和南方，文明程度较之西北，确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夏人起于西方，汾水流域是夏人的一个活动中心。商人起于东方，它是东夷的一部分，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夷蛮戎狄之名，夏以前是否已经存在，今已不可考。但是商代必定已经有“夷”之名，既见于甲骨文，亦见于商末金文，例如《卜辞通纂》第片：“癸亥，王卜贞：〔旬亡〕祸？才九月，王正夷方，在雇。”第片：“〔癸〕未，王卜贞：旬〔亡〕祸。才十月又二。〔王〕正夷方，在旧。”第片：“癸巳卜，贞：王旬亡祸，才二月，才齐次，隹王来正夷方。”小臣俞尊铭：“丁巳，王省夔且，王易小臣俞夔贝。隹王来正夷方。隹王十祀又五肜日。”[7]商代之夷方并非只是一个方国之名而是包括东夷的很多属于“夷”的方国族群，即东部地区之鸟夷民族。商人本就是这个鸟夷民族之一，之所以将之与自己区别，应该是因为商族长期成为中原的王族，经济文化的能力超越其他夷族，而成为政治与文化的中心。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年版“戎”这个名称，在甲骨文中尚难确定是否指西方民族，但西周以来的金文和传世文献，都已经有这种用法，如多友鼎称玁狁为戎，古本《竹书纪年》称“西落鬼戎”。戎有可能自商代以来就泛称西方的民族，包括夏人。夏人起于西方，本来就是戎之一支。[8]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在今晋南盆地，夏与戎的关系，可以定四年《左传》为证：“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姑冼，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以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此明云“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可见夏与戎之密切关系。又其中的“怀姓九宗”，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已经指出就是隗姓之狄，“春秋隗姓，诸狄之祖也”，源出古之鬼方。[9]汤伐桀，代替了夏的地位，夏人失去原来的地位之后，也就重新成为戎人之一，只不过在经济文化上，可能比一般的戎人要进步。商革夏命，夏人并不是消失了，夏族依然存在，但可能迁移。但无论如何迁移，大体上都在殷商的西部。《逸周书·史记》有“西夏”之称，云“西夏性仁非兵，唐伐之，西夏以亡”，唐即汤（卜辞的汤都写作唐），因为在商之西，故称西夏。又《逸周书·王会》云“正北大夏”，此正北，是相对于周王畿而言的，大约在今陕西省北部，相对于殷商来说，当然在西。又《汉书·地理志》陇西郡也有大夏县，可能也是夏亡之后西迁的夏族之一支。《吕氏春秋·古乐》“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西，乃至崑仑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这个大夏只是传说，未必真实存在，但也在西方。夏商之时，夏乃戎，商为夷，夷夏东西本质上是西戎东夷，夏商之别实质上是戎夷之别，而且戎夷这种称呼并不见得含有贬义，因为夏人就是戎族，商人就是夷族。夏商两代，都是占领了中原地区最丰美的平原地带，财富与文化的累积远远超出他们所自从出的戎夷，在文化上足以成为先进的代表，各方朝贡的对象。周人兴于西方，它本来也是夏时就已经存在的一支。《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自窜于戎狄之间。”夏本身就是戎族，周人兴于戎狄之间，自从古公亶父进入岐山下的周原，在平原上定居，才开始进入商文化圈，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武王克商，为标榜其政权之合法性，且与灿烂之殷文化相对抗，因而以“宗夏”为策略，以夏的继承者自居[10]（颇有后世的正统论观念），从而以融合各族之魄力，建立起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从此乃有“诸夏”之观念，以“夏”名此三代各族融合之新族群。此“诸夏”之观念与名称之由来。这种融合的过程，发生在一个比较明确的区域之内。这个区域，大致上可以昭九年《左传》詹桓伯所叙述的西周初年的疆域：“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即北起燕国，南至江汉流域，西起岐山周原，东至齐鲁。而且绝大部分的土地，是比较肥沃的平原或盆地。从渭水盆地，至汾水盆地，是一片连续的平原地区，周围都被高山包围，但中间被黄河天险隔断，形成既有密切交流，又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这一区域，有一些通道（主要是黄河沿线中条山脉与太行山脉的陉口）与东部的华北平原相连接。华北平原与南边的江淮平原又是连成一片，中间并无难以逾越的自然界限。这种形势决定了汾水盆地、渭水盆地是一个次级单位，华北平原和江淮平原同属于一个次级单位。夏兴于汾水盆地，周兴于渭水盆地；商兴于华北江淮平原。这是东西两大分野。东部是传统上的夷族区域，无论是商还是传说中的夏以前的太皞、少皞、帝喾等，都是夷族；西部是传统上的戎族区域，无论是夏、周还是氐羌玁狁等，都是戎族。如果有一个民族，要从西方或北方进入渭水、汾水盆地，或华北平原，就要越过层层高山，因为渭汾河谷之西和北，华北平原之北，都是高山，形成天然的屏障，守护盆地和平原地区。这是诸夏族群形成的天然地理界限。经过史前时期，直至夏商两代的长期冲突与融合，在商代的时候，在平原地带就已经形成了以礼乐文明为标志的较为先进的文明。在西周初年，大概只有夏商这些王朝或国族的名称，还没有“诸夏”“诸华”这种名称。西周时期，这个文明继续向东南江淮流域扩张，把整个平原地区连成一片。而西北，由于高山的阻隔，向外的拓展几乎停滞，反而是不断地有民族从西北，越过高山深谷，逐步渗入到盆地和平原地区。这些外来的族群要在此定居，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侵夺平原地区的国家，要么避开平原，在那些高山溪谷、或者平原边缘的山麓草泽居住下来。而这些“边缘”地带，也能大体满足它们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一旦他们强大，或者诸夏衰微的时候，也可以趁势侵夺诸夏，或抄掠，或扩张。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书社年版所以早期中国的“诸夏”的真正敌人，基本上都是西北方向来的戎狄，而不是东南方的蛮夷。以中原地区为中心来看，在东在南的蛮夷，由于缺乏天然的屏障，在地理上连为一体，因而蛮夷是天然的同化、融合的对象；而戎狄则由于西方和北方的高山的阻挡，难以成为融合的对象，戎狄才是真正的“外来者”，或者说敌人。这就是为什么“蛮夷”与“戎狄”这两个词，直到战国时候，仍然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原因。这样，到春秋时期，在《禹贡》九州的核心区域内，就出现了华夏族与戎狄之间的天然的地理分布状态：即华夏族聚居在盆地与平原，而戎狄则聚居在高山溪谷之间。这是最主要的族群分布之大势。三狄之迁徙及来源《左传》所载狄之部族，有赤狄、白狄、长狄之分。长狄即鄋瞒部，一度与晋宋齐鲁战，文公十一年《左传》叙其始末云：鄋瞒侵齐，遂伐我。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庄叔，緜房孙为右，富父终甥驷乘。冬十月甲午，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瞒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谷甥为右，司寇牛父驷乘，以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于是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谓之耏门。晋之灭潞也，获侨如之弟焚如。齐襄公之二年，鄋瞒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门。卫人获其弟简如。鄋瞒由是遂亡。由此可以推测，长狄之活动区域，在晋之东、齐之西、宋卫之北。《国语·鲁语下》载孔子之言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此虽是传说，但是长狄之部族由来已久，应该是不会错的。作为部族的长狄，在文公十一年时已经不复存在，其人民可能散入狄之余部或徙往他处。《左传》宣公以前，只言“狄”，而不言“赤狄”“白狄”，宣公以下，才有赤白之别。顾栋高认为，赤狄白狄本来只是一个国族，后来分裂，所以有赤白。其《赤狄白狄论》云：《经》《传》所记赤狄之种有六，曰东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铎辰。白狄之种有三，曰鲜虞，曰肥，曰鼓。然以予考之，闵僖之世，狄尤横，其时止称狄，未有赤白之号。盖当时之单以狄举者，皆赤狄也。……逮鲁僖公之三十二年，而狄始乱。明年伐晋，而白狄子见获。盖其种类自相携贰，各分部曲，如匈奴之分五单于，势分力弱。自是而白狄、赤狄纷然见经，而狄于以不竞矣。论者谓长狄、白狄各为一国，非也。盖其初皆属于赤狄，后稍稍离异，始以名见于《春秋》。[11]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赤狄白狄本来应该是不同的部族，只不过白狄统属于赤狄，因而不用区别；后来分裂，白狄各部自立，从此白狄见于经传。成十三年《左传》吕相绝秦，云“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婚姻也”，又《史记·匈奴列传》说河西有白狄，故前人都以为白狄来自河西。如顾栋高说：“白狄故居河西，其别种在中国者，赤狄能役属之。”[12]吕思勉说得更为明白：“赤狄在河内，白狄在圁洛之间。何以知之？曰：以《史记·匈奴列传》言‘晋文公攘戎狄居于河内、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知之也。居河内者盖赤狄，居圁洛之间者盖白狄也。”[13]蒙文通因而有赤狄白狄分居晋之东西之说，晋东之赤狄尽灭，然后河西之白狄乃东进而入太行，其言曰：宣之十五年，晋灭潞氏，成之三年，晋卫伐廧咎如，讨赤狄之余焉，而太行之狄尽矣。下迄昭之十二年，晋假道于鲜虞入昔阳，而后白狄又来太行。狄中绝于东者几五十年，东夏无狄祸。[14]他进而把顾栋高所说的狄内部之分裂，说成赤狄与白狄之东西分裂：“春秋僖文之世，惟言狄，即赤狄潞氏也。宣之世，赤狄白狄并见，则东西已分裂也。成襄以后惟言狄，则白狄，以赤狄已亡，无俟分殊也。”[15]他认为晋东之赤狄，乃是自河西东迁者，晋东之赤狄既为晋所灭，然后河西之白狄乃循其旧路东迁，填补赤狄之空：昭十二年，晋假道于鲜虞，入昔阳，遂灭肥，昔阳于今为河北之藁城，白狄肥鼓鲜虞之属，于时已在晋东，则赤狄既亡，白狄于后又沿赤狄之故道以东来，处赤狄太行之旧壤。白狄之徙晋东，知固在鲁襄昭时也。……昭之元年，群狄尚从无终以战于太原，则狄已渐来晋北，而无终尚主群狄之盟也。自廧咎如之灭，由成迄昭，殆五十年，而无终兴于其间，至是而白狄方始东来，东夏无狄祸，若斯其久也。鲜虞来，又代无终以兴，而群狄为之属，以上继潞子之霸业。”[16]蒙先生的描述过于理想化，此说实不能成立。狄之分裂，乃赤狄白狄之分裂，甚而赤狄内部潞氏与众狄之分裂，但非东西之分裂。若如蒙说，此时白狄在西，赤狄在东，则本就分为两支，不相统属，何来分裂之说？从时间上看，蒙说好像很合拍，但晋灭潞氏，潞氏在晋东，处漳河流域；而无终在北，鲜虞也在潞氏之北，处呼沱河流域，与潞子所处之漳河流域相接。潞氏与鲜虞分处太行二陉（滏口陉与井陉）之口，鲜虞、无终、潞氏从未有交互兴替，以此代彼之记载。何况晋灭潞氏，其地必在晋人管控之下，白狄后来，亦不可能处其旧壤。因此，蒙说不可信。真实的情况是，晋之东与北本来就是众狄聚集之地，晋人先东向，因而先与晋东之赤狄发生冲突；赤狄既平，则又北略，自然与北部与东北部之白狄发生正面冲突，因而有与鲜虞、肥、鼓之战；并非赤狄既灭，而后白狄自西而东，而填补其“真空”地带。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年版吕相绝秦在成十三年，此时白狄有居河西者无疑，因为此前宣八年《春秋》有云“晋师、白狄伐秦”，而《左传》云“春，白狄及晋平。夏，会晋伐秦”。但此白狄来自何处，是否早于晋东之白狄，却大可疑。吕思勉据《史记》谓赤狄居河内，白狄居圁洛之间，这是误据《史记》的错误版本。查《史记·匈奴列传》原文云：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17]此文“河西”二字，吕先生引作“河内”，但《汉书·匈奴传》作“西河”，可知《史记》原本必不作“河内”。所以《史记》并无赤白二狄东西分居之说。更重要的是，从《史记》所说来看，河西圁洛之间之狄，乃是晋文公从别处攘而至于斯，并非晋文公将居于河西圁洛之间之狄，攘而至于别处。此义甚明。所以河西圁洛之间之白狄与赤狄，不但可能不是其本来居所，反而有可能是从晋东或晋北，被驱赶而至此。从时间上说，河西白狄之活动，都在晋文公之后，此前未有白狄之记载。此外另有一证，可与《史记》之说相印证。《国语·齐语》云齐桓公：“即位数年，……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既言“攘白狄之地”，而“至于西河”，则白狄原来之地，必在西河之东，所以有“方舟设泭，乘桴济河”，渡河而西之举。故韦昭注“西河”云“白狄之西也”，亦以为白狄本居西河之东也。可见《史记》、《国语》皆以为齐桓晋文自东向西驱赶赤狄白狄。晋东很早就应该有白狄。《郑语》史伯答郑桓公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韦昭注：“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伊洛泉皋之戎是否赤狄，尚无确证，韦注未必是。但此处“狄”与“鲜虞”并称，则二者必有不同，韦昭区分之以北狄与姬姓之狄，这是把鲜虞看成狄之一部落。鲜虞实乃白狄。昭十二年《传》：“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杜注：“鲜虞，白狄别种，在中山新市县。”不过，竹添光鸿认为鲜虞并非白狄：“鲜虞亦曰中山，非白狄别种。”[18]吕思勉亦不认为是白狄，云：“《春秋》及《左氏》皆绝不言为白狄，不知杜氏何所见而云然。以予观之，毋宁谓为与赤狄相近之群狄为较当也。”[19]但竹添氏与吕氏之说恐怕都不对，经传虽未直言鲜虞为白狄，但《世本》有明文，昭十二年《谷梁传》范宁注：“鲜虞，姬姓，白狄也。”《释》曰：“《世本》文也。”则范宁与杜预所据正是《世本》。韦昭云鲜虞为姬姓之狄，也很可能是根据《世本》，实际上也是认为鲜虞就是白狄。所以范宁、杜预、韦昭的意见可能是同出《世本》。由史伯之言，可知至晚西周末年，狄、鲜虞（白狄）已经在成周之北，与春秋齐桓晋文时期之格局已经大致相同，春秋之世，白狄赤狄皆已在晋东晋北，并非一在西，一在东。由此看来，古书上所说的“北狄”就非常合理了。所谓狄，其较早的时候，恐怕就是居住在太行山北段至恒山、燕山山脉一线，乃传统上的冀州之北，商王朝的北部，以后不断地向南、向西迁徙。称之为北狄，本来是不错的。傅斯年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曾经说：“蛮夷戎狄闽貊皆是国名，在初非有贱意。狄本作易，不从犬。（即今易水一带之地，王君所考。）”[20]傅先生似乎是认为“狄”就是王国维考定的“有易”。如果说有易氏就是狄之一部落，应该是非常正确的。狄人实际是戎人之最早居于易水之一支。《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緜臣也。”《天问》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又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王国维已经指出，有狄即有易、有扈，狄、易声相近，扈乃字之误。他说：“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盖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迁殷，已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即发见于此。有易之人乃杀王亥，取服牛。”[21]王亥迁殷事，见于今本《竹书纪年》，未必可信，王亥之时，商的疆域是否已经与有易接界，尚不能确定。然而，商之女姓祖先名简狄，《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妃。”简狄之“狄”，《索隐》云：“旧本作易。”是简狄乃有娀氏之女，有娀即戎，可见狄乃是戎族之一，王亥之前，就已经居于易水流域。故王亥到有易，其实是到商的母族之国；他居于有易之时，所为乃是“牧夫牛羊”，即从戎族游牧之俗，则当时之有狄或有易，仍然是从事畜牧业的戎族可以断言。可见有狄就是戎人之居于易水者，族以地名，还是地以族名，如今难以确知，但狄人在先商时期，就已经进入易水流域，却是可以断言的。戎与狄，古书常混称不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开始就没有区别。庄三十二年《春秋》“狄伐邢”，狄人为患自此始，此前皆曰戎，而不言狄，则狄与戎必有别。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凡言“狄”者，皆在晋之东部、北部，少数已经到晋之南部（如皋落之戎）。所以，狄本来是北方民族，但很早就已经进入平原地区的边缘地带，在易水一带定居。它与商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类似周人与姜族的关系。因此周公东征克商之后，封燕召公于北燕，就是为了防御商在此地的势力。观箕子逃亡东北，武庚失败北奔，则可知北方之戎狄，固多商族之同盟也。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科学出版社年版此外还有一证。前文已论长狄的活动范围，也在这一带。据《鲁语》，长狄之鄋瞒为漆姓，文十一年《左传》刘文淇《疏证》云：“《孔子世家》《说苑》并云厘姓，《校勘记》谓漆字当为涞之譌，厘、涞声近，是也。《方舆纪要》：鄋瞒在山东济南府北境，或云今青州府高苑县有废临济城，古狄邑，即长狄所居。段玉裁云：按许以此篆厠涿郡北地之下，则许意谓其地在西北方，非在今山东也。”[22]古之族名往往来源于地名，颇疑“涞”才是本字，长狄很可能是源于涞水流域而得名。易水流域有涞水，著名的地方有涞源，正当太行山的出山口（蒲阴陉与飞狐陉之间），是戎狄活动的重要区域。段玉裁说许意谓其地在西北方，涞水一带正是西北方，段说应该是正确的。则狄源于易水流域，固多证据。早期的狄族，在商时可能已经开始西进，进入晋北山区。《易》所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鬼方很可能就是鬼姓之狄。《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云：“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此鬼戎应与鬼方有关。伐鬼戎而曰俘翟王，则鬼戎即狄人可知。所谓西落之落，跟东山皋落氏之落一样，都是聚落之义，西落是相对于当时的殷商而言，居于西部，故称西落。故周初唐叔初封时，命辞乃云“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姑冼，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以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此怀姓，王国维云即隗姓也，此隗姓乃狄族，亦戎族之一，因而要“疆以戎索”。此后，则屡屡沿太行南下或西进，进入晋东、晋北。春秋初期，狄人已经占据晋北、晋东之大部分地区，少数入晋南，[23]环晋而居，故《国语》云晋国“戎狄之民实环之”（《晋语二》），《左传》又有“狄之广莫，于晋为都”（庄二十八年）之说。狄人甚至进入王畿一带，参与周室王子带等的作乱，参与诸侯之盟会。晋东之狄，后来逐次为晋所灭，其民同化于诸夏；晋北、晋南之狄，或被晋所灭，或自晋文公始，被逐而至于河西。故《淮南子·墬形》又有简狄在西北之记载：“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这肯定是后来“戎”“狄”混称不别之后产生的传说。独晋东北之鲜虞白狄，依托长期以来在易水流域的经营，后来建立中山国，至战国晚期乃亡。四《禹贡》九州之北界狄人在先商时期，相当于夏代，就已经进入了易水流域与晋北，因而从其来源上说，以“北狄”称之，其实是很合适的。春秋以来所谓的“狄”，基本都是围绕在晋的周围。但是在商代末期，狄人很可能就已经在渭水流域的北边活动了。《史记·周本纪》说,古公亶父居豳，“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在《史记》中，“戎”与“狄”已经混称，这一段话中，一次用了“薰育戎狄”，两次用了“戎狄”。但是此事本出《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唯云“狄人”，故此驱赶古公之民族，很可能就是狄。古本《竹书纪年》云：“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这个西落鬼戎，是在山西境内的鬼方，不过，也不能排除是在陕西境内的戎狄，王国维就认为西落鬼戎，就是玁狁，“其地尚在岐周之西”。[24]若如王说，则商末周初时，渭水流域之北，已经出现狄人。这个说法尚需进一步研究。西周恭王时期的史墻盘铭云：“讯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殷畯民，永不巩狄虘。”此铭之“狄虘”究竟何义，尚难有定论，但“狄虘”又见于《国语·晋语一》：“献公田，见翟柤之氛，归寑不寐。郄叔虎朝，……出遇士蒍，曰：‘今夕君寑不寐，必为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专利而不忌，其臣竞谄以求媚，其进者壅塞，其退者拒违，其上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纵君而无谏臣，有冒上而无忠下。君臣上下各餍其私，以纵其回，民各有心而无所据依。以是处国，不亦难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蒍以告，公悦，乃伐翟柤。”韦注：“翟柤，国名也。”虘与柤通，所谓翟柤，看来“狄虘”有可能是狄之部落名柤者，《墨子·非攻中》：“虽北者且、一不著何[25]，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貉之间者，亦以攻战也。”柤与且通，柤属狄，故可单称柤（且），亦可称狄柤。则晋献公时，晋之北鄙，与晋相接者，固有狄名柤者在。据史墻盘铭所云，则此狄虘在西周初年时，已然是周之大患。盖此狄本是殷商之母族所自出，故为商之盟友，而为周之敌也。太王居豳，狄人侵之，太王逾梁山而止于岐下，则此狄人在梁山之北可知。故《史记正义》曰：“《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好畤县西北十八里。’郑玄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则梁山横长，其东当夏阳西北，临河，其西当岐山东北。自豳适周，当踰之矣。”[26]《正义》说梁山横长，看来张守节是把梁山看作是山脉的，而不仅仅是一座山而已。我们认为梁山的确是绵延的山脉，张说非常正确。但古人所谓的梁山，还不只是到夏阳西北临河而已，梁山山脉是横亘渭水盆地北边的整体山脉，它越过黄河一直延伸到山西北边的吕梁山。岐山之西，乃汧水，此水将梁山与西边的陇东系列山脉，尤其是南北走向的六盘山脉隔开。故梁山山脉，西起岐山及其北边的梁山，蜿蜒往东，中间有泾水、北洛水穿过，一直到黄河，越过黄河，就是山西境内的吕梁山；跨河以后的吕梁山，蜿蜒往东北行，与恒山、太行山北段、燕山山脉连为一体。所以，从吕梁而下，越过黄河往西，一直到岐山，实际上是连贯为一的一个大山脉，中间被黄河冲断，河东为吕梁山，河西本来也是梁山，但后来河西的山脉，因为有洛水、泾水穿越，逐渐被看成几座山，遂使古梁山之名隐而不彰。《春秋》之梁国，乃秦之分支，国在今韩城县附近，其北正是古梁山，此国名正因梁山而得名。而韩城之地，亦古代韩国所在，《诗·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奠之”，所咏正是其北部之梁山。稍稍总结一下上文。晋之东有众狄，此狄自先商以来即存在；晋之西有狄（多白狄），晋之北有狄，若翟柤，又岐山之北有狄，驱逐太王自豳至岐。可见早期狄人活动的区域，正是在梁山山脉（包括吕梁山）沿线。狄人沿梁山一线，从各个山口河谷侵入平原地区，在河西，是泾水、洛水谷地；在晋北与晋东，则以霍太山为中心，沿汾水谷地和晋南盆地，穿梭于太行山东西，经由太行各个陉口出入往来。因此，河西之梁山，河东之吕梁山，包括吕梁继续往东北行、太行山之北段，直至燕山山脉，此东西横亘之大山脉，实乃夏商周三代以来诸夏势力所能达到的最北界限，相当于《禹贡》九州之北界。不独西周以前如此，春秋时期亦如此，故《史记·匈奴传》云：“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战国秦汉攘却匈奴，也是以此为底线，逐步向北推进，观秦、赵、燕各国之长城之位置，即一目了然。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年版故此一线山脉，犹如九州之脊梁。梁山之梁，即脊梁之义；吕梁山之吕，乃脊吕之义也。胡渭云：吕梁山“本名骨脊山，一作谷积山，在（永宁）州东北百里，与太原府交城县接界，俗称为吕梁山。”[27]胡说可能出自《永乐大典》卷五千二百二：“《太原志》骨脊山，即古吕梁山也。”至于谷积山，乃传写之讹。此《禹贡》九州之天然屏障，如人之脊骨，谓之骨脊山，真是名副其实。《禹贡》述九州之边界，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个描述，除了东边的大海之外，南北西三面都是开放的。但是实际上的边界，又有一个“声教”的标准。西边从雍州的描述来看，可以到河源之西倾山，但实际上，岍山以西，西倾以东，全都是戎狄；春秋以前，华夏之声教远不能及。至于北界，声教亦绝不能过此梁山一线。故《史记·匈奴列传》云：“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所谓“泾洛之北”，就是梁山山脉北边的黄土高原（下文还有补说），这是“荒服”所在。所以《禹贡》九州的实际边界，是北边的梁山山脉，西边的六盘山--陇山--岍山一线。此线之西与北，皆蛮荒之地。戎狄只有进入此线以东以南，才与诸夏发生交流与融合；而诸夏攘除戎狄，也不过此界限。此《禹贡》“声教”之地理意义。由此，我们也许可以对《禹贡》开篇的记载有新的认识。《禹贡》说大禹治水，首先从壶口开始：“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厎绩，至于衡漳。”郑注：“《地理志》壶口在河东北屈，梁山在左冯翊夏阳，岐山在右扶风美阳西北。”[28]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既然说的是冀州，何以说到雍州的梁与岐？这个问题困扰过去的很多学者。蔡沈《书集传》提出一个新说，认为梁岐皆在冀州，岐山乃山西介休之狐岐山，非雍州之岐山：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尔雅》云：“梁山，晋望”，即冀州吕梁也。吕不韦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谷梁》皆以为晋山，则亦指吕梁矣。郦道元谓吕梁之石崇竦，河流激荡，震动天地，此禹既事壶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县狐岐之山，胜水所出，东北流注于汾。郦道元云：后魏于胡岐置六壁，防离石诸胡，因为大镇。今六壁城在胜水之侧，实古河迳之险阨。二山河水所经，治之所以开河道也。先儒以为雍州梁岐者，非是。[29]胡渭指出蔡说实本晁以道，王应麟《困学纪闻》曰：“治梁及岐，若从古注，则雍州山距冀州甚远，壶口、大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经注》以为吕梁、狐岐。”故晁以道即有将岐山释为冀州之狐岐山之说。然此说实不可从。胡渭驳之曰：蔡氏所指吕梁在今永宁州东北，……去河一百五十里；狐岐在今孝义县西，一名薛颉山（与介休县接界），去河一百三十余里，安得谓河水所经而治之以开河道乎？且使二山果为此经之梁岐，则当在太原役中，不得与壶口连举矣。晁说大谬。[30]胡渭驳狐岐之说甚是，但他还是把吕梁山看作了一座山，这是不对的。同样的，他也不以山脉的观念来看待梁山，因而他说：“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韩城县西北，《诗》所云‘奕奕梁山’者，《禹贡》之梁山也；一在干州西北，西南接岐山县界，即孟子所云‘太王居邠，踰梁山’者，非《禹贡》之梁山也。《元和志》误以此山为治梁之梁。”[31]其实《元和郡县志》的说法并没有错，黄河两岸的山，一边叫吕梁山，一边叫梁山，不可能是巧合，古人必定是把它们看作是同一山脉的延续。此山脉之西端有梁山，在岐山之北，即胡渭所云干州之梁山；此山脉之中端，有韩城北边之梁山；此山脉之河东段，有吕梁山；此山脉之东端，有河北通州之梁山。《水经注》：“鲍邱水过潞县西，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水于戾陵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32]此通州之梁山。故梁山本连成一线之天然大屏障，后来各个山头各有其名，而梁山之名，犹自东至西，多处沿袭。《禹贡》开篇云“既载壶口，治梁及岐”，实际说的是九州华夷之北界，即此梁山山脉，此山脉之北，即《禹贡》诸夏之外、戎狄之区域；此山脉之南，即《禹贡》诸夏声教所及之处，边缘地带正是华夏与戎狄交汇之处。事实上，《春秋》与《左传》所言之戎狄，虽非诸夏，却都在此界限之内，此界限之外之戎狄，基本不涉及。明乎此，则无惑于《禹贡》梁岐皆雍州之山。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年版又过去说《禹贡》冀州之北界不明。胡渭云：“冀之北界亦无考。约略言之，当得阴山。”[33]说北界至阴山，这是战国以后的界限，《禹贡》之冀州，实不能到此。事实上，《禹贡》开篇所说之梁山，同时也是冀州之北界，即河东段之吕梁山，东北延伸至恒山，至太行山北段，至燕山山脉一线。这是《禹贡》开篇起始的“微言大义”。五戎之迁徙及据点春秋时期，秦晋燕的周围都是戎狄。《史记·匈奴传》云：“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昭十五年《左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秦周围的戎狄多称为戎，而晋周围的戎狄多称狄，燕周围的戎狄多称为胡或貊。而且，戎人与卫国、齐国、郑国之间，也有长期的战争，并波及鲁国。不仅如此，可以说春秋时王都洛阳的周围，也就是伊洛盆地，也有大量的戎狄。《左传》所载的就有杨、拒、泉、皋之戎，有陆浑之戎，有姜姓之戎，有阴地之戎，有九州之戎（也可能就是陆浑之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这些戎狄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上文已经论及狄人本是最早居于易水流域的戎人，也就是说，狄人本就是戎人的一支。那么，从根本上说，戎狄从何而来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戎人究竟从何而来的问题。洛阳是天下之中，洛阳周围的戎，分布在西起潼关，东至荥阳，北至黄河，南至伏牛山脉的区域之内。这一块区域，如果加上秦晋及其周围地区，就是整个九州版图的西部。我们可以划一条非常清晰的界限：从东北的燕山山脉为开端，向西向南延伸，经太行山脉，向南经荥阳、新密、平顶山，止于南阳。在这条线的西部和北部，就是戎狄分布的地区；在这条线的东侧和南侧，虽然也有戎狄出现，例如《春秋》经传所载隐七年伐凡伯之戎，庄三十年齐桓公所伐之山戎，昭十六年之蛮（鄤）氏之戎，哀十七年卫庄公登城所见之戎州之戎等；但是这些戎应该是从此线的西侧或北侧过来的。也就是说，此线之东与南，原来并无戎狄。这个分界线，大体就是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东西分界线，只是傅先生没有考虑北部的太行北段至燕山山脉。傅先生的东西分部，西部是高地地区，东部是平原地区。伊洛盆地两侧，北边是中条山脉，南边是华山--嵩山--伏牛山脉（即《禹贡》太华、熊耳、外方、桐柏一线），中间有黄河穿过。这是传说中的夏族所居之地，傅先生归之为西部高地地区，是名副其实的。这是夷夏东西的基本格局。傅先生把东西高地与平原的分别，认作是夷夏的分别，这是他的卓见，对于我们认识早期中国的历史格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如果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之别，更准确地说，实际上是戎夷之别。也就是说，东部地区是夷族，西部地区是戎族。夏只是戎族中的一支而已。所谓“华夏”的族群观念，要到周人宗夏，以夏人的继承者自居之后，才逐渐形成，在西周之前，是没有诸夏的族群观念的，夏也是戎。公元前年前后，夏族在各族群中兴起，在政治文化上处于领先地位，经过夏商周三代，各族融合而成的“诸夏”族群，至晚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成为先进的华夏文明，因此，夏人在那时人的观念中，就不再是戎，而是最正统的华夏文化的代表了。而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就是晋南盆地，向南延伸至伊洛盆地，向东延伸至太行山东麓与黄河之间，也许还应该包括黄河至伏牛山脉之间的汝颍流域。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的人群，成为诸夏文化的代表，不再属于“戎”的族群。至此，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所谓“戎”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可能是问错了。戎一直就在传统所说的“九州”之内，九州的西部本来就是戎的居住区，他们与东部的“夷”，同是很早就在这里定居的土著。或者也可以说，这条大分界线的西北，本来就是戎的居住地，这个地区居住的所有民族，其实都是戎族；其中的周人，由于较早接受夏商文化圈的农耕文明（后稷），后来成功进入渭水平原，发展起较为先进的文明；并借由克商成功，而成为诸夏文明的正统继承者。而这片土地上的其他各个民族，如果不能融入周人为代表的诸夏文化圈，则自然还是戎族。这些戎里也有姬姓的（例如晋献公所娶的大戎狐姬之族），周人就是他们的亲戚；也有姜姓的，姜姓的一部分已经融入诸夏，申吕齐许就是代表，还有大量保持戎狄之俗的，与晋人并肩参加崤之战的姜戎就是代表。姬姜诸姓都出自戎。因而，我们就不用奇怪，何以秦晋的周围，甚至东周的王城周围，到处都是戎人。若就具体的某个区域而言，曾为不同的戎族所居住，但是就整个区域而言，西北本来全都是戎的区域。所以，所谓的东西之分，本质上是戎夷之分，而不仅仅是夷夏之分。而所谓东夷，以商为代表的夷族，已经融入诸夏；春秋时期的东夷，已经局限于齐鲁以东的少数地区和南方的淮夷了。而诸夷与诸戎不同的是，诸夷明显是认同诸夏文化的，就连楚吴越这样的蛮夷，还一心要北上争夺中原各国的霸权。争霸实际上体现了文化上的认同。但是，由于夏人从戎人中的崛起，晋南、伊洛盆地已经成为诸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周人从戎人中的兴起，渭水流域也成为诸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应的，春秋时候，没有融入诸夏的戎狄，已经成为“外族”。这些戎狄在地理上，往往居于盆地或平原的边缘地区，在心理上，就很容易产生这些戎狄都是外来的观念。随着新的族群不断越过西部的六盘山脉和北部的梁山山脉，与这些地区的戎狄杂处，又加深了戎狄都是外来民族的观念。所以，戎夏的区分，不仅是心理上的，同时也是地理上的。这样，在春秋时期，由于诸夏的族群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产生了新的戎夏之分的观念，代替了西周以前旧有的戎夷之分。周人的分封建国，奠定了诸夏民族疆域的基本规模，即西起岍渭，东至齐鲁，北至燕，南至南阳。原来属于戎族的广大的西北地区，其中的夏、周的居住地，就跟商的统治区域连在一起，成为诸夏的核心地区，戎狄就成为围绕着诸夏的“四裔”，在心理上和地理上都被边缘化了。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周人兴于渭水流域西部，太王被戎狄驱赶，自豳至岐，何以能在“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岐山一带立足？应该是因为跟姜戎结成了联盟。《大雅·緜》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诗中特地提到“姜女”，恐怕是因为姜女是古公迁居到此地的关键。《水经注·渭水篇》：“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姜氏所居之地，与周原相邻，则姜姓之戎就是在渭水流域的原住民。姬姜虽然长期联姻，但周人扩张，跟姜戎不可能不起冲突，例如《国语·周语》云：“宣王即位，不籍千亩，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长期联姻，也说明姜戎一直是一支可以倚靠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整个西周时期，姜戎一直与周人是近邻，甚至紧跟在西周王城的周围。幽王之时联合犬戎的申、曾，就是姜姓之戎，早已居住在周京附近，最终成为西周灭亡的决定性因素。所以西周可谓成也姜戎，败也姜戎。周人的历史，是与姜戎相始终的。姜戎对于周的最重要的意义，应该在它是平衡周人与周围戎狄的力量。《史记·秦本纪》记载周孝王封非子之过程，可以证明姜戎的这种平衡力量：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之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此申即古书所谓西申（又见清华简《系年》）。齐许申吕，都是大岳之后，姜姓之族，故《后汉书·西羌传》称之为“申戎”，云“宣王三十九年，王征申戎，破之。”这个记载，可能出自《竹书纪年》，即宣王千亩之战。秦赵是戎族，申侯亦戎，故请孝王不要废其女所生的儿子的嫡子地位“以和西戎”。申侯说西垂亲周，主要是因为申戎之族与戎胥轩之族的姻亲关系，看来是正确的，不然孝王恐怕不会听他的。孝王采取了安抚的策略，另封非子，但是周幽王就处理得不好。幽王娶申后，又宠爱褒姒，因而废申后及其嫡子宜臼，于是申侯叛周，联络了犬戎攻幽王，杀幽王于骊山下。骊山在渭南，在周京附近。可见姜戎自始至终，都在周的附近，是股肱周室的力量。《禹贡》导山自岍始，云“导岍及岐”，这是因为岍山，即古吴岳，乃是九州声教所及的西界。自此以西，西倾、朱圉、鸟鼠，乃是荒服之世界；自此以东，乃是周人的势力范围。从王季开始，就东征西讨，从戎狄那里夺取土地。《后汉书·西羌传》据《竹书纪年》云：“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后，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及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文王之时，周人至少已经占据了渭水平原的大部。戎狄突破九州华夷之大分界，有几个据点。其最西的据点，是犬丘。犬丘的别名，就叫“西”，在岍山之西，今甘肃礼县一带。犬丘之戎，即犬戎。王国维已经指出，犬戎即《诗·大雅·緜》“混夷駾矣”之混夷，《皇矣》“串夷载路”之串夷。[34]根据《诗经》的描述，在太王王季时期，他们应该在周原附近，文王以后，被驱赶至岍山以西，犬丘一带。此后，犬丘之戎持续与周人发生战争。为了阻挡犬戎东进，周人克商之后，把秦族从东方的商奄西迁至犬丘附近的朱圉（今甘肃甘谷附近），试图抑制犬戎从渭水东下。清华简《系年》云：“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于邾圉，以御奴虘之戎，是秦先人。”[35]奴虘之戎，当亦是犬戎之一。周人迁秦，本来是为了帮他们守卫西垂，后来周平王封秦襄公，也是为了阻挡西戎，这是周人册封“纂乃祖考”的一贯传统。但犬戎东进的脚步并未停止。《竹书纪年》云：“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又“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犬丘是周、秦与戎混战之地，周人以秦人制戎狄，这是昭二十三年《左传》“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的策略。周穆王西征犬戎，又迁之于大原，这就造成了戎狄进入诸夏的第二个据点——大原。不过，这个大原究竟在哪里，一直没有定论。朱熹以为在晋阳，今太原，即《禹贡》“既修太原，至于岳阳”之太原；顾炎武《日知录》认为在甘肃平凉，胡渭认为是平凉附近的固原，即《小雅·六月》“薄伐猃狁，至于大原”之大原；王国维认为在太岳之西、梁岐之东的河东地区，即昭元年《左传》“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之大原；史念海认为泛指泾水下游之北。[36]近些年，李峰根据多友鼎记载的周与玁狁的战争，也持固原说。[37]古书所云“大原”，可能有多个地方。要之，当在渭水盆地附近。渭水盆地之北，乃梁山山脉，此山脉为泾水、洛水所穿，故泾水洛水沿线，乃是西北戎狄进入平原地带的交通要道。《诗·小雅·六月》云“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这是走泾水河谷；西周末年的虢季子白盘铭云“薄伐玁狁，于洛之阳”，这是走洛水河谷。穆王迁犬戎于大原，应当在此两地附近。泾水上游之平凉、庆阳、固原一带，是开阔的高原，有资格称为大原，即古书所说的豳岐之北；洛水上游与黄河之间，也是开阔的高原，也有资格称大原，晋文公攘狄，至于河西圁洛之间，应该就是这片土地。实际上，这两片高原，其实是连成一片的黄土高原，梁山山脉将之与南边的渭水盆地分割开来。所以所谓的大原，在我看来，就是梁山山脉以北的黄土高原。这片土地春秋以前属于蛮荒之地，故《史记·匈奴列传》云：“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又《竹书纪年》云“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太原之戎既在荒服，则不当在河东与晋阳明矣，非梁山山脉以北之黄土高原莫属。此太原之戎，可能常常沿北洛水南下，威胁周京，故《纪年》又云：“后二十七年（宣王三十一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幽王之灭，《史记·周本纪》、《匈奴列传》皆云攻之者犬戎，则此犬戎应即从梁山山脉以北南下者。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商务印书馆年版第三个据点是太行北段易水流域。上文说过，先商王亥之前，狄人就已经在易水流域居住。狄人由此沿太行山脉南进，或者向西进入山西。但是晋东与晋北也有其他非狄之戎，《左传》、《国语》等书所见的，主要是山戎和北戎。山戎和北戎都不是特定的国家或部落，而是泛称。称为山戎，是因为他们居住在燕山山脉、太行山脉以及山西北部的各个山谷溪涧之中。称为北戎，是因为他们居于冀州之北，时常南下侵扰诸夏。从北方进入平原地区，易水流域这个据点，几乎是必经之地。西周初年将召公之后封于北燕，就是要阻挡北方的戎狄。但是由于易水流域很早就有戎狄存在，所以戎狄与燕之间实际上是长期的对峙与拉锯战。在燕的南边，还有其他的诸侯国，扼守在太行山的陉口地带，比如邢国，就在邢台附近，是阻挡戎狄南下的重要据点。邢侯是周公的后裔，僖二十年《左传》富辰云：“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年河北省石家庄元氏县出土的臣谏簋，是成康时期的器物，可以证明邢国初封就在邢台地区。[38]簋铭云：“隹戎大出軧，邢侯搏戎，诞令臣谏以□□处于軧。”可见西周前期，戎也在冲击这个地区。《后汉书·西羌传》云：“周乃东迁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后二年，邢侯大破北戎。”这条记载可能也出自《竹书纪年》。终西周之世，邢国一直都是戎狄南下的阻挡者。邢国的南边是卫国，东边是齐国，桓六年《左传》云“北戎伐齐，齐侯使乞师于郑，郑太子忽帅师救齐”，《史记·匈奴传》载此事，而云“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厘公与战于齐郊”，则司马迁认为《左传》的北戎就是山戎。庄二十年冬，齐人伐戎。僖十年夏，齐侯、许男伐北戎。三十年，齐桓公伐山戎，《齐语》云：“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此后，山戎遂不复有大患。这些南下的戎或北戎、山戎，与狄之关系，并不很清楚。春秋时期，威胁诸夏最深的是狄人。狄人首先突破了邢国，庄三十二年，狄伐邢，此次邢国几乎遭受灭顶之灾；闵元年，齐救邢；二年，桓公迁邢于夷仪，狄人占领邢国，从此打开了进入诸夏的大门，成为诸夏之大患。闵二年，狄入卫，卫懿公死，卫迁于曹，又迁于楚丘。此时，狄人占据卫，此卫即太行山麓之朝歌。从此，晋东、晋南、晋北之狄，连成一片，狄人几乎控制了整个太行山麓，直至晋南的析城、王屋，都有狄人的部落，可以说是封锁了晋东向和南向，沟通诸夏的所有出口。以至晋文公出兵助周襄王平叔带之乱，一举奠定霸业之前，先要向狄人“借道”。《晋语四》云，“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此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即居于析城王屋之陉口。从此，狄人在太行山麓南北奔突，如入无人之境。侵晋、侵齐、侵鲁、侵郑、灭温、又介入周襄王与叔带之争，战事连绵不绝。故晋人与狄之战，乃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至春秋末年，除了白狄之中山国，皆为晋所灭。中山是战国时（前年）亡于赵。第四个据点，即嵩山附近，伊洛一带的戎狄。这里的早期居民，本来是夏人，是诸夏民族的一部分。但是西周初年，伴随周人克商而来，有一些与周友好的夷蛮戎狄之国。《尚书·牧誓》所说的庸、蜀、羌、茅、微、卢、彭、濮人，这些本来是在渭水流域或者汉水流域的异族小国，[39]跟周人一起战斗到商郊牧野，很可能趁势进入嵩洛地区。昭四年《左传》椒举云：“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则西周末年幽王之时，大室山附近，必已有不少戎狄。还有些可能是西周末年，趁着西周灭亡的乱局，自河西迁徙而来。西周时期，不断有戎狄进入渭水流域，西周金文、《诗经》有很多与戎或玁狁的战斗；西周既灭，岐酆以西为戎狄所占，故《秦本纪》平王封襄公时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秦人经过长期战争，占领了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秦文公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但秦人的拓土并未停止，接下来，西伐邽冀之戎而县之，东伐荡社、彭戏，至华山下，此处之戎东走、南走，可以想见。故闵二年《左传》云：“虢公败戎于渭汭”，所谓渭汭，即渭水入黄河处，可见渭水流域之戎，正是沿黄河，走潼关桃林塞至洛阳一带。蒙文通云：东迁之初，西虢固一国。下阳在河北，上阳在河南，即虢略也。酒泉[40]在河西，控桃林之塞而为固，以股肱周室。卒之彭戏大荔之戎过酒泉入河西，茅津之戎徐吾之戎逼下阳而处河北，阳拒泉皋之戎逼上阳而处在河南，咎皆虢之失职，亦由隐之元年以来，虢人侵晋之役不息，未遑西顾，地削于戎，而秦遂坐收其弊也。[41]秦人东侵，晋献公西略，灭虢。秦晋在黄河沿岸，自蒲屈至河曲，又东至于伊洛平原、黄河南北，这是秦晋角力争夺之前线。晋惠公乃迁姜戎于此，实际是阻挡秦人东进的重要策略，殽之战可见其功；同时又可以牵制伊洛原有的扬拒泉皋之戎。姜戎与扬拒泉皋之戎并听命于晋。此所谓阴地之戎。后秦晋又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全祖望曰：“杜谓陆浑之戎即姜戎，今以《左传》考之，姜戎似非陆浑之戎。姜戎世为晋役而不他属，而陆浑则颇兼属乎楚，故昭十七年为晋所灭。盖陆浑左近之戎亦非一种，观左氏所云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在陆浑未迁之先，则其地本多戎蛮。大抵姜戎最近晋，陆浑之戎则近楚。唯近晋，故殽之役，晋得以仓卒中征师；唯近楚，故荀吴之灭之，取道于周，托言有事于洛与三涂。而陆浑之戎之亡，陆浑子奔楚。虽地本相接，而各有所属，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最先，次之则陆浑之戎，秦晋所共迁，姜戎则晋所独迁。晋霸之盛，诸戎皆尝受命。成六年晋人侵宋，有伊洛之戎，有陆浑，有蛮氏，三部俱与于役，其后陆浑始属楚。”[42]全说甚是。陆浑之戎，僖二十二年秦晋迁之伊川，此前伊洛之戎早已存在。《春秋》经传云，春秋初期，隐二年，公会戎于潜，秋，公及戎盟于唐；隐七年，戎伐凡伯；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庄二十年，齐伐戎；庄二十四年，戎侵曹。刘文淇《疏证》曰：“沈钦韩云：‘《一统志》：戎城在曹州府河泽县西。《竹书纪年》：厉王十一年，西戎入于犬邱。犬邱，汉为太邱。在归德府永城县西北三十里。’文淇案：戎居中国，自厉王始，其后散处各国，故鲁亦有戎。”[43]前人都以为曹州有戎城。但曹州戎城的记载见于《一统志》，时间太晚，未必可信。凡此春秋初年之戎，很可能就是伊洛地区之戎东向侵掠者。隐七年《传》述戎伐凡伯事云：“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邱以归。”此伐凡伯之戎在成周附近，故朝周。又《后汉书·西羌传》云：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遅，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44]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是时，伊、洛戎强，东侵曹、鲁，后十九年，遂入王城，于是秦、晋伐戎以救周。则东侵曹鲁之戎，也正是伊洛之戎。戎夷西东，从来源上说，东方的戎，应该都是西来的。目前所见的，似乎只有一个是例外，就是东方的徐，也被称为徐戎。《尚书·费誓》言：“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徐是东夷之一，应该没有问题，“徐戎”之称，仅此一见，很可能是由于与“淮夷”并列，行文上避免重复的需要。又西周中期的班簋铭文云：“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驭、人伐东国戎。”西周称河曲以东皆为东国，故《康诰》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所以此戎亦当是西部高地地区之戎。不过，也有人说此从疒猒声之字通偃，徐为偃姓，伐偃戎可能就是伐徐戎。[45]姑存疑待考。六余论：“诸夏”与“中国”经过战国的战争，东夷基本被同化，不复存在；长江以南，进入华夏势力范围，蛮的边界向西南山区、长江以南的百越推移；戎狄也基本上被同化，西方不再有戎，六盘山脉以西，只有羌，北起河湟，南至四川，羌族是主要的民族；北方也不再有戎狄，华夏的疆域越过梁山山脉和燕山山脉，直接与匈奴发生冲突。至秦统一前夕，北方民族已经不再是戎狄，而是“胡”与“貊（貉）”。这两个个名称，在战国就已经存在。《战国策·秦策一》苏秦说秦惠王“大王之国，……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墨子·兼爱》“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荀子·强国》“秦北与胡貉为邻”，《史记·匈奴列传》云，春秋之时，“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后百有余年，赵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可见胡貊本来是指在戎狄更北的民族，春秋以来，与华夏相争之戎狄基本已经被消灭，诸夏之前线拓展至新的北方民族，遂以胡或貉呼之。长城成为新的华夷之大分界。而其中所谓“胡”者，真正是匈奴的前身，它与西周时期的玁狁是否一个民族，目前还不好断言。居其东者称东胡，《史记索隐》引服虔曰：“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匈奴之西之盛者，秦时有月氏，西汉以后为西域诸胡，东汉称之为西胡。貊在战国及战国以前，似在北方，故亦可泛称北方民族为貊；秦汉以后，则主要限于称呼东北环海一带的民族。早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必定要有土地为依托，才具备氏族的资格，《左传》所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夏的族群观念，是一个超越血缘关系的族群认同，这种观念的形成必然要包括人种同一性的认同和地理同一性的认同两个部分。不同居住区域的人群，为先进的生活方式所吸引，逐渐在人种和地理上认同为一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谓“吸引”，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温和的归化，而是暴力战争的结果。华夏族群观念的形成，不仅是夏商周夷蛮戎狄等人群的融合过程，也是原本各个不同的地理单位——平原与山区，华北平原、江淮平原、汾水盆地、渭水盆地——逐渐被认作同一个地理单位的过程。当“诸夏”从夷蛮戎狄的母胎中颖脱而出的时候，夷蛮戎狄就被边缘化为“四裔”，甚至消失。“诸夏”这一族群观念，至晚在春秋时候已经完成。襄四年《左传》魏绛有“诸华”之称，襄二十六年《左传》楚声子有“楚失华夏”，是其明证。值得注意的是，与夷蛮戎狄相对而言的“诸夏”这个名称，在《礼记·王制》和《大戴礼记·千乘》中，用的是“中国”这个词，“中国”之民，与夷蛮戎狄之民，总称为“五方之民”。《礼记》各篇的成书时代不一，如果认为这两篇《礼记》都成于汉代人之手，那麽，最晚到西汉时期，作为民族国家概念的“中国”这个词，就早已经产生了。但是，“中国”与“四夷”对举的现象，在《左传》中已经出现了。僖二十五年《传》云：“阳樊不服，围之，仓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姻亲，其俘之也？’乃出其民。”这里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族群概念，而不仅仅是天下之中的土地概念。要说战国时候没有“中国”的族群意识，是不可能的。另外，《禹贡》在叙述了九州之山川之后，总结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从《禹贡》五服的划分而言，“成赋中邦”，显然是九州之内，只有“中国”之民所在的甸服、侯服（也许还应该加上绥服）才能有，而夷蛮戎狄所居的要服、荒服不能有的赋税辖区。《禹贡》的成书，不能晚于战国。这样看来，我们完全可以说，最晚在战国时期，华夏族群就已经产生了地域国家的概念。徐刚《训诂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注释：[1]《大戴礼记·千乘》有跟《王制》非常相似的说法：“东辟之民曰夷，精以侥，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蛮，信以朴，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劲以刚，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2]崔述《丰镐考信别录》卷三，见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1版，第-页。[3]顾颉刚《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年第1版，第6卷，第-页。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西南北》，《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年第1版，第-页。[4]《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第页。[5]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年第1版，第八卷，第页。[6]同上注。[7]郭沫若《卜辞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北京：科学出版社，年第1版，第2卷，第-页。[8]顾颉刚早已说过禹本西羌的传说人物，羌为西戎，故有“戎禹”之称。见顾氏《九州之戎与戎禹》，《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5卷，第-页。此文后附童书业跋，云“鲧禹之为戎族宗神……由姜戎之神化而为夏人之祖”。虽然两位先生的论述尚有很多可商之处，但是他们所指出的夏与戎之间的密切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9]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页。[10]关于周人宗夏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徐刚《试论早期“中国”观念的形成》，《岭南学报》复刊第10期，第-页。[11]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华书局，年第1版，第页。[12]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第页。[13]吕思勉《中国民族史》附录《赤狄白狄考》，北京：东方出版社，年第1版，第64页。刚案：吕氏所引《史记》有误，“河内”当作“河西”，详下文。[14]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见氏着《古族甄微》，成都：巴蜀书社，年第1版，第页。[15]蒙文通《古族甄微》，第-页。[16]蒙文通《古族甄微》，第-页。[17]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年第2版，第页。[18]竹添光鸿《左氏会笺》，成都：巴蜀书社，8年第1版，第页。[19]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第66页。[20]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年第1版，第页。[2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国维全集》，第-页。[22]刘文淇《春秋左传疏证》，北京：科学出版社，年第1版，第页。[23]陈梦家认为商代鬼方已经到晋南。《郑语》“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杨、魏、芮”，昭九年《左传》“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此隗与魏当是鬼方较集中之处。说见陈氏《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8年第1版，第-页。[24]《王国维全集》，第八卷，第页。[25]孙诒让《墨子间诂》说，“一”为衍文，不著何，即不屠何，国名，《周书·王会》：“不屠何青熊。”见《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店，6年影印版，第85页。[26]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年第2版，第页。[27]胡渭《禹贡锥指》，邹逸麟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1版，第26页。[28]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6年第1版，第页。[29]蔡沈《书经集传》，光绪七年金陵书局本，卷二，第二叶。[30]胡渭《禹贡锥指》，第25-26页。[31]胡渭《禹贡锥指》，第28页。[32]此梁山，王肃以为即《诗》韩侯城所在（《经典释文》引），清儒多以为是（顾炎武《日知录》、江永《群经补义》、胡渭《禹贡锥指》等）。[33]胡渭《禹贡锥指》，第19页。[34]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王国维全集》，第-页。[35]《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年第1版，第页。[36]朱子说见《吕氏读诗记》引，顾炎武说见《日知录》，王国维说见《周茻方京考》，史念海说见《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年第1-2辑）。诸说又见胡渭《禹贡锥指》，第34-36页；史念海《河山集·七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1版，第-页。[37]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1版，第页。[38]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年第1期，第56-59页。[39]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牧誓》，《顾颉刚读书笔记》，北京：中华书局，年第1版，第16卷，第-页。[40]陕西渭南附近之澄县。[41]蒙文通《古族甄微》，第72页。[42]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第页。[43]刘文淇《春秋左传疏证》，第15页。[44]《左传》曰：“单浮余围蛮氏。”杜预注云：“梁南有霍阳山，皆蛮子之邑。”刚案：霍阳山，在今河南汝州。[45]此说见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北京：文物出版社，年第1版，第页。（本文原刊《中国文化》年春季号）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刘梦溪主编欢迎订阅中国文化大型学术期刊每年推出春季号、秋季号两期，每期50万字社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81号邮政编码：10001-电邮：culture

china.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oumatai.com/zmtcsjg/77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