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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甘肃丰厚的文化底蕴和陇原大地留下的大量珍贵文化遗存，甘肃省博物馆拥有得天独厚的馆藏资源。馆藏珍贵历史文物、自然标本8万余件(组)，其中一级文物件(组)(含国宝16件)、二级文物件(组)、三级文物件(组)。汇集了甘肃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的大量文化珍宝，尤以新石器时代之冠的甘肃彩陶、汉代简牍文书、汉唐丝绸之路珍品、佛教艺术萃宝、古生物化石等珍贵文物独具特色。目前，向社会推出的展览有《甘肃丝绸之路文明》、《甘肃彩陶》、《甘肃古生物化石》、《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红色甘肃——走向》五个基本陈列，反映甘肃厚重的历史文化。三狗钮盖彩陶方鼎：四坝文化（距今—年前），玉门市火烧沟出土，通高27厘米，口长23厘米，口宽12厘米。鼎盖上塑三只束耳站立的犬，方鼎上原绘深灰色凸彩网带纹，现已大部分脱落。球形石杖杖头：四坝文化（距今—年前），玉门市火烧沟出土，高5.6厘米，宽6.9厘米，孔径2.3厘米。呈梨形，上大下小，中心有钻孔，用于纳柄。人面柄首铜匕：辛店文化（距今—年前），长14.3厘米，宽2.2厘米。柄端铸一人面像，圆晴，直鼻，口半张，匕身扁平，中略鼓，背有条形钮。镂空鞘青铜短剑西周：灵台县白草坡出土，通长24.3厘米，鞘长18.7厘米，宽10.5厘米。鞘以回环缠绕的镂空蟠蛇纹构成，蛇身上有阴刻浅槽，钝三角形蛇头，双目凸起，鞘口两侧各有小犀牛一只。剑茎平直，剑身若韭叶形，剑身脊铸窃曲纹。青铜麋鹿：张掖市出土，高8.5厘米，长10.5厘米。战国至西汉初期，河西走廊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方，青铜动物雕刻是他们喜爱的装饰品。麋鹿，俗称四不像。铜麋鹿栩栩如生地塑造了这种珍贵动物的形象。王杖简：汉代，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简长23.2＆mdash；23.3厘米，宽1厘米。松木削制，两道编绳，先书后编，字迹清晰。内容为赏赐70岁以上老人王杖的有关诏书律令，载录汉代尊老、养老的政策和实施情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绿釉陶楼院：东汉，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院高厘米，长67.7厘米，宽54.4厘米。陶质施绿釉，由可拆卸的23个部件组装而成。这座楼院是东汉后期豪强世家庄园坞壁的浓缩写照，为研究我国古代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谷纹玻璃壁：汉代，静宁县出土，直径13.8厘米。呈淡绿色，谷粒状原点均匀分布于壁面。制作玻璃的技术是从两河流域经中亚传入甘肃的，平凉、天水等地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铅钡玻璃珠。静宁汉墓出土的玻璃壁，完全是汉文化流行的样式，表明汉王朝已掌握了较大玻璃器的制作技术。猪形玉握：汉代，正宁县湫头公社西侯郎出土，高2.9厘米，长12.1厘米，宽2.4厘米。呈平卧伏状圆柱体，四肢屈于身下。玉猪用“汉八刀”技法琢出，刻线似为一面坡形。此为贵族墓葬中握在死者手中的葬玉。铜车马仪仗俑队：东汉，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主车舆车通长36厘米，马高40厘米，奴婢俑高19.5-24厘米。铜车马出行仪仗，由38匹铜马、1头铜牛、一辆斧车、4辆轺车、3辆辇车、2辆小车、3辆大车、1辆牛车、17个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28个奴婢俑组成。这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气势宏大，铸造精湛，显示出汉代群体铜雕的杰出成就。十三盏铜连枝灯：汉代，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高厘米，宽66厘米。灯座为倒置喇叭形，座面饰瑞兽纹和云气纹。灯呈树形，主干分为三段，套插而成，段与段衔接处各置十字形托架，犹如灯树之分枝。十字托横向四出，四端各饰透雕花叶一个，象征火焰，干枝顶端有仙人骑鹿形花饰。原有灯13盏，现存9盏。铜奔马：汉代，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塑造者摄取了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掠飞鹰的刹那瞬间。让飞鹰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其全身的着力点集注于超越飞鹰的那一足上，准确地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铜奔马是按照良马式的标准去塑造的，集西域马和蒙古马等马钟的优点于一身，特别是表现出河西走马秉赋的对侧步特征。构思巧妙，艺术造型精炼，铸铜工艺卓越。铜奔马被认为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和象征，被视为中国旅游的标志。木舞俑：汉代，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舞俑高16.3厘米，底宽6.2厘米。木俑以黑、红色彩绘五官和衣服领缘，作舞蹈状，束发，身着长袍，一臂放于胸前，另一臂平上伸，头侧向。“驿使图”壁画砖：魏晋，嘉峪关市魏晋5号墓出土，砖长35厘米，宽17厘米。砖上绘一信使，头戴黑帻，着皂缘领袖中衣，左手持棨传文书，跃马疾驰。棨传为通过关卡、驿站时的信物。驿马四蹄腾空，奔驰在戈壁绿洲的道路上。这块写实砖画，在我国邮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在世界万国邮政博览会上，此画曾作为中国邮政标志物。为纪念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邮电部于年8月25日发行《驿使图》纪念邮票（小型张）一枚。彩塑胁侍菩萨：唐代，武威市天梯山石窟，菩萨身高厘米。高髻长发，身体修长，低头沉思，双手合十立于莲台上。其神态虔诚而温柔，表现了对生活的渴求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也反映了唐代佛教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三彩胡人牵驼俑唐代：秦安县叶家堡出土，人高76厘米，驼高93.4厘米。陶胎，质较松。胡人佣身施黄绿色釉，头仰视，右手握于胸前，左手握于腰间，呈牵驼状。俑身穿翻领大衣，内着红色衣衫，足穿长筒靴，站立于踏板上，；骆驼通体施褐色釉，昂首向上，张口露齿，双峰较高，四腿直立于长方形踏板上。形象写实，生动地表现了丝绸之路上西域胡商的形象。彩绘影塑供养菩萨像（两件）：北魏，天水市麦积山石窟，这组菩萨像高分别为36.1厘米和35.2厘米。均为立姿，束发带冠，面容修长，细颈削肩，着交领宽袖长衫裙，披巾绕双肩交叉于腹前。一手上举至胸前。体态端庄，具有魏晋时期典型的“秀骨清像”之风。彩绘供养菩萨像壁画：北凉，武威市天梯山石窟，长32厘米，宽24厘米。供养菩萨双手合十，侧身向里做胡跪状，束带大圆髻，波浪卷发垂肩。面部白粉平涂。着袒右肩袈裟，赤足。菩萨两侧绘莲蕾四朵，左肩旁绘尖瓣莲蕾一只。头光浅红，袈裟灰绿，面部白色，色彩朴实厚重。是在磨光草泥上用朱砂敷底，后用墨线勾勒的画法，使人物形象、技法都具有印度、西域早期石窟和汉风相融合的特点。唐代，武威市天梯山石窟，坐佛高厘米。全趺坐，圆髻广颐，长眉细目，嘴唇紧闭，右手扶膝，左手施禅定印。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梯形折出。沉思的神情，雍容的体态，流畅的衣线，表现出恬静的心境。彩绘虽已斑驳，但不掩盛唐时期佛像圣洁安详的神韵。同窟中的菩萨立像，身姿优雅，气度端正。左侧胁侍菩萨高厘米。头挽垂环髻，发绺披肩，面庞圆丰，秀目微睁，神情超脱中又露严正。体着紧身束带天衣及贴腿长裙，帔巾自肩部横垂两道于膝下，右臂曲举，左臂下垂。右侧胁侍菩萨高厘米。发髻耸起，余发成3绺垂肩，曲眉丰颐，神情娴静，庄重而不失妩媚。左臂曲至胸前，右臂下垂。宽披帛自双肩垂落至腋下，羊肠裙层折贴腿，柔和的线条完全同丰肌秀骨的身姿相应合，影塑技艺已臻完善。莲花形玻璃托盏：元代，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盏高4.9厘米，口径8.9厘米，底径3.4厘米；盏托高1.2厘米，口径15.2厘米。玻璃托盏为普蓝色玻璃制成，半透明，胎内含气泡。盏为七瓣莲花形，饼形足；托口为平口，边沿呈八瓣莲花形，平底，腹壁呈正八角形。托盏造型优美，色彩艳丽，工艺精湛，是迄今出土最完整的一套元代玻璃托盏。“庄严妙相”象牙印，明代，印高6.5厘米，印台高2厘米，印面边长4.2厘米。象牙质，雕刻制成。法轮钮，下为仰覆莲瓣钮座，印面镌刻阳文九叠篆书“庄严妙相”。印背钮两边分别阴刻楷书“宣德二年□月□日”和“赐剌麻班丹领占”。班丹领占系岷州卫喇嘛，曾于宣德元年赴京贡马。明宣宗在宣德二年回赐财物，以示褒奖，印应为赐物之一。磁州窑虎纹瓷枕:北宋，瓷枕大多为生活用具，创于隋，宋、金、元特别盛行。磁州窑“张家造”的白地黑花枕较多，但带年款的稀少。此枕枕面上方题写“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十六字，是“张家造”瓷枕中带纪年款最早的一件。马德惠石造像塔北凉：酒泉市石佛湾子出土，塔高34厘米，底径16厘米。砂页岩质，塔顶残佚。座上为八面形的塔基，刻出供养菩萨八身。各像左侧上角刻有八卦符号。上部为圆柱状覆钵塔身、经幢柱，上刻隶书发愿文与经文《增一阿含经＆middot；结禁果》一段36行，纪年为承阳二年（年）。瓶形覆钵。开八个圆拱龛，七个龛内刻禅定坐佛，一龛内雕交脚弥勒。龛像上部浮雕八身飞天，飞天的形象在北凉石塔中仅见于马德惠石塔。《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轴：宋代，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画面高厘米，宽厘米。画中心绘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并坐说法，上部绘“七佛”、“七宝”及仙山楼阁等。下部有十弟子、十二菩萨分列两侧供养。图轴绢地、敷彩，绘佛、菩萨和僧俗人众等多人，人物形象生动自然。经变故事分列在说法图两侧，以经变画常用的连环画的形式展开，一个情节一幅画，共有15幅。它们各自独立，相互之间用山石分隔，每幅画的右侧或左侧都有墨书题榜，说明所画内容。是国内现存的幅面较大且有纪年的一帧绢本佛教故事画。

文字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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