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宜胜：从蚌埠禹墟推断中国税收的起源

内容提要：蚌埠禹会村遗址的发掘成果，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涂山”地望的最重要的考古学证据。年以来蚌埠禹墟的五次发掘成果，展示了许多历史的震撼，从而揭示了“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真实性，证实了“任土作贡”和“夏后氏五十而贡”、确实存在，进而充分印证了中国税收起源于年前的禹夏王朝，使中国税收起源从传说走向了信史。

关键词：蚌埠禹墟　税收起源　传说　信史

一、中国税收起源的疑惑

众所周知，中国税收的起源问题，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税收产生于公元前年（鲁宣公15年）的“初税亩”即履亩而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税收甚至产生于国家存在之前的原始社会。

当然，主流观点还是认为，中国税收产生于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禹夏王朝。其依据是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据《禹贡》记载：“禹别九州，量远近，制五服，任土作贡，分田定税，十一而赋”。又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文献的记载。但是，仅有历史文献的记载，特别是这些文献多为古人根据前人的传说而追记的，并没有相关考古佐证，就不能使传说成为信史，也就是说中国税收起源于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只能是传说。

本文作者从事税收教育三十余年，对税收起源问题一直耿耿于怀：一方面作者坚信马克思主义税收观，认为税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说的：“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　“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官吏和僧侣、士兵和女舞蹈家、教师和警察、希腊式的博物馆和哥特式的尖塔、王室费用和官阶表这一切童话般的存在物于胚胎时期就已安睡在一个共同的种子――捐税之中了”。　税收与国家之间的本质联系，可以理解为税收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或者说有了国家就有了税收；同时，有了税收也就有了经济意义上的国家。税收就是以国家为主体，以国家的政治权力为依据的分配。可另一方面中国的考古却一直无法从中国税收的起源佐证上述观点。

我们知道，在人们的传统习惯中，夏王朝是在商周之前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王朝。殷墟甲骨文的重大考古发现让殷商以后的历史成为凿凿“信史”，然而，早于殷商的夏王朝是否真的存在，夏禹、夏启及其后的夏王是否实有其人其事，却至今充满谜团。可见，对夏王朝的考古发掘是何等的关键和重要。

那么，夏王朝的历史迷团究竟从哪儿能解开或者说对夏王朝考古发掘的希望在哪儿？年上半年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选择蚌埠市涂山脚下禹会村的禹墟进行考古，无疑备受世人瞩目，因为历史上关于大禹的大量传说，或是口头流传或有文字记录，都与禹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人认为，如果考古佐证“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确实存在，那么，大禹、夏王朝和夏贡这种税收形态也就确实存在。可见，涂山脚下禹墟的考古发掘就是希望所在。

二、蚌埠禹墟考古的展示

巧合的是，本文作者所在高校坐落在蚌埠涂山这个历史名山附近。所以，每每上课讲到中国税收起源时，便手指涂山振振有辞地对学生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就在这里！虽然在中国名为涂山的地方还有浙江、陕西、河南、四川等处，但安徽蚌埠涂山上有禹王庙、启母石，涂山脚下有禹会村的恐怕仅此一地。这便是作者振振有辞的理由。“禹会”的村名早在《汉书》中就有记载，延续至今。在当地传说中，这里是“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发生地，而关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娶妻“涂山氏女”并生子启等传说也在此地村民中代代流传。

据村民们讲述，多年前，淮河泛滥成灾，舜派大禹的父亲鲧来治水，鲧治了九年没结果，最终被杀掉。其后，舜派大禹治水，大禹采取因势利导方式，最终消除水患。现在，禹会村内还保留着一条路，叫走马岭，据说是大禹治水时到工地查看工程经常骑马所走的道路；路的尽头有一个池子，称为饮马泉；以前还有一口井，传说是大禹捉住水怪大魔头时用作囚牢的。治水过程中，禹娶涂山氏之女为妻，结婚第三天即离家治水，治理好淮河后又去治理长江。出发时带走了涂山的一块石头，放在长江边上，将那个地点当作“涂山”，就取地名当涂（即当今长江南岸安徽当涂县）。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妻子生儿子启，抱子望夫，最后化成一块巨石，被称为“启母石”，现在仍屹立山中。大禹治水功绩卓著，“万国”诸侯“执玉帛”来朝，场面壮观。后人则为了纪念大禹治水成功，兴建了大禹庙，解放初期还存有大禹庙的遗迹。

关于禹墟的传说在禹会村代代相传，但由于没有确凿的实物证据，“传说”仅仅被当作了“传说”。直到年，当地文物部门在这里首次发现了龙山时期的古文化遗址，才使禹墟的传说首次得到了考古学印证。

（一）禹墟：禹夏王朝的历史传承

禹会村的禹墟，位于蚌埠市禹会区秦集乡涂山南麓，分布范围东西宽约米，南北长约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一处较大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

首先，禹墟遗址时代与大禹所处的时代相同。禹会村遗址地表遗存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器物为夹谷壳、蚌末陶；陶器陶胎厚重、火候低；器形有罐、碗、钵等，鼎足有侧三角形扁足、“鬼脸”式空足和尖锥足等。陶器的纹饰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划纹、弦纹、绳纹和捺窝纹。根据遗址分布特点和采集的标本分析，禹会村遗址是淮河岸边的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处较大的古人类聚落遗址。根据C14测定为距今约年，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时间上完全吻合。是年，禹会村遗址被列入国家文明探源工程。

其次，发掘现场与历史记载的地点非常接近。从史料研究论证的结果，专家们普遍认为“夏之兴以涂山”“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中的“涂山”在安徽蚌埠市境内。而当年10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率队在禹墟试掘，发现“甲”字形遗址头部是一处面积达平方米以上的早期龙山文化大型建筑基址时，“禹会诸侯”的历史遗存似乎具备了可能性。

大禹，除了作为传说中的治水英雄之外，还被认为是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人物。根据史书记载，他在帝舜死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正式开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将中国历史带入文明时代。因此，重构大禹时代的历史，有助于中国古代文明“正本清源”。仅从这一方面，禹墟的发掘就令人期待。

（二）禹墟的五次发掘

首次发掘：年4月30日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吉怀研究员等一行9人的考古队伍先期入驻蚌埠市禹会村，与来自安徽大学的9名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共同组成禹墟发掘工作组，开始对蚌埠禹墟展开挖掘工作。专家们对禹墟考古发掘现场进行了实地的考察。据了解，专家们一致认同了禹墟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对王吉怀研究员前期发掘出的一些遗址迹象，特别是夯土层功能这一关键点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另外，这次来蚌埠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专家还带来了一份碳14年代测定报告，其中得出了禹墟遗址的准确年代。据了解，王吉怀率领的考古队在年10月在禹墟进行了试挖掘，其中出土的木炭等标本被送交考古所实验室。经过专家测定后确定，该标本的年代为公元前至年，这个结果使禹墟遗址的断代有了科学依据，同时也印证了考古队员根据现场出土文物而作出的断代推论。

第二次发掘：年4月28日，在禹墟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工作人员已经开挖了四个10米见方的探方，每个探方挖掘深度有50厘米左右。王吉怀研究员介绍，根据年第一次发掘揭露的迹象，在这次发掘的四个探方下面可能保存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堆筑的遗迹现象。

第三次发掘：年10月15日正式启动。与之前两次的发掘面积余平方米相比，此次考古发掘面积将超过平方米，为历次面积最大的。另外本次发掘人员规模也超过前两次，历时2个月，在前两次发掘的基础上，对祭祀台、文化层和夯土层进行充分发掘，通过对祭祀台的全面发掘整理，历史上众说纷纭的“禹会诸侯于涂山”之谜将可得到完全印证。

第四次发掘：年5月26日，禹墟开始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在文化层探方发现多处成排柱洞，呈南北对称分布，专家判断为大型棚屋建筑遗迹，面积可能超过1万平方米。棚屋区的发现，是禹会诸侯历史的又一重要物证。

第五次发掘：年5月禹墟第五次考古发掘。从发掘现场得知本次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全国绝无仅有的祭祀坑群落、大量磨石的出现，进一步表明，大禹会万国诸侯的时候，可能出现过一个规模空前的“临时城市”。其证据：一是祭祀坑群落全国最大。在发掘现场中央，记者看到很多凹凸不平的坑。“这些坑都是龙山文化时期古人取土制陶留下的。”王吉怀告诉记者：“取土遗迹大约有多平方米。”可以想象，在龙山文化时期的某一天，大量的人突然出现在禹墟，开始取土制用于祭祀的陶器。从取土面积来看，那次制的礼器数量非常可观。除了取土遗迹，王吉怀还介绍，本次还发掘出了3处祭祀坑，并出土了不少的鼎、盆等祭祀用品。从第一次发掘到第五次发掘，禹墟共出土了8处龙山文化的祭祀坑。这个数量可以说是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最多、最大的了。禹墟整个发掘工作还没有结束，相信还会有祭祀坑不断出现。这么多祭祀坑的出现，让人们惊叹远古时期那场祭祀的盛况。二是磨石出土数量很庞大。发掘中不断出现的磨石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巨大兴趣。考古工作者们表示，这批磨石虽然粗糙，但数量之多令人惊叹，形状也各异，这说明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也就是大约四千一百多年前，禹墟这里曾集结了很多人，他们为了应付一场大祭祀活动，而磨制大量礼器。三是千千万万人踏出通道。“除了这些，我们还在遗址南二区到祭祀台一带，发现一层类似千层饼一样的土层，这是千万人踏过的证明，这是一条远古的通道啊！”王吉怀研究员介绍，这条通道约3米宽，共有80米长，是千千万万远古人从生活区到祭祀台硬踏出来的。这处痕迹与年的首次钻探痕迹相符，可以认为，这是远古人从生活区走向祭祀台的通道，为了修建祭祀台，这里留下了无数远古人走过的痕迹。

从禹墟第一次考古发掘到第五次考古发掘，工匠临时性工棚、大面积取土层、绝无仅有的祭祀坑群落、数量巨大的磨石，这些接二连三的发现都与大禹会万国诸侯的传说相符。

（三）禹墟五次发掘的历史震撼

犹如一部充满谜团的电视剧，禹墟考古发掘的精彩在不断上演。经过前两次的发掘探秘，世人的好奇心也被充分撩拨起来。年10月15日开始的禹墟第三次考古发掘，其“剧情”比之前更充满了震撼、意外、惊喜，没有辜负所有人对它的期待。

　　1、四千多年前小麦漂了上来

　　除了一些器物，禹墟中的每一粒沙土都有可能是一个谜团的关键所在。在第三次发掘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科研人员在对禹墟考古发掘工地文化层土壤标本浮选过程中，居然发现了5粒炭化小麦颗粒。提供浮选的土壤标本为禹墟夯土台西南祭祀坑内，考古科研人员在浮选过程中发现疑似小麦的颗粒物，后又在多袋土壤标本中发现。经过认真比对，科研人员发现籽粒腹沟明显，确认就是小麦炭化颗粒。

　　考古队负责人王吉怀研究员介绍，这5粒小麦入土前经过炊煮，入土后若干年干结炭化，使原有形状得以保存。从已知考古报告看，淮河流域最早发现小麦的记录是春秋中晚期的亳州钓鱼台遗址。此次发现的小麦是淮河流域年代最早的古代遗存，填补了我国史前农业考古的一项空白，对考证小麦起源、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史、探讨淮河流域早期农作面貌，意义十分重大。

　　2、顶级“奢侈品”现身

除了一些能够反映当时生活面貌的日常生活用品，禹墟内也不乏一些顶级“奢侈品”。

　　几乎在发现小麦的同时，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尊高约30厘米的白土陶鬶，陶鬶腹径约14厘米，侈口鼓腹，长颈低裆，三足中空，整体匀称。颈部上粗下细，有4道凸起纹饰的带状把手自颈至腹。敞口流部近锥形，流尖上翘。这尊鬶的底部有烟熏火燎的痕迹，与年第二次发掘发现的带燎迹的红色夹砂陶鬶迹象一致。考虑到埋藏它们的器物坑紧邻夯土祭祀台，器物坑内的这些陶器为祭祀礼器的用途已无可置疑。

　　白鬶的材质是类似于“高岭土”的白色陶土，只有少数地区分布。在年前的龙山时期，白陶比较罕见，也愈显珍贵。这种陶土的产地最近也在禹墟多公里以外，由于禹墟尚未发现烧制陶器的窑址，这尊陶鬶很可能是从外地携来。

　　3、灰沟里潜伏着龙图腾

年12月29日，禹墟第三次考古发掘，在遗址核心区域夯土台西侧灰沟里发现了一块带有龙形图案的陶片。这块陶片并不完整，但却能明显地看到其上有一条龙形图案，龙首、龙身、龙爪清晰可见。

　　据考古队负责人王吉怀说，这是禹墟发掘以来首次发现带有龙饰的陶片，在龙山时期出土文物中相当罕见，特别是在淮河流域绝无仅有。该陶片与华夏族龙图腾当有密切联系，为考证大禹事迹提供了一个有力物证。

　　4、谁踩下了25只大脚印？

　　年1月2日，在禹墟考古现场，考古先期发掘出的祭祀台周边发现了众多形似“大脚印”的土坑。这些“脚印”大小基本相当，总体为长方形，经岁月磨砺，土坑周边已不太规则，看上去就像一个个“大脚印”。这些土坑的排列相对规则，并且与考古先期发现的祭祀台在同一轴线上。“难道是大禹会诸侯时为每个诸侯国插放国旗的地方？或是各国诸侯拜见大禹的路线？”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王吉怀说，当时的发现令所有人都感到困惑。同时，每个土坑内还有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圆洞坑，用途也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三、禹墟考古：中国税收起源从传说走向信史

（一）禹墟考古揭示了“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真实性，从而证实夏王朝的真实存在和中国税收起源于夏禹王朝。

禹墟考古的带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这样说：“从禹墟第一次考古发掘至今，每一次重大考古发现都令人振奋，比如工匠临时性工棚、大面积取土层、绝无仅有的祭祀坑群落、数量巨大的磨石等等，都与大禹会万国诸侯的传说相符，也与大禹治水的年代相吻合。”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淮河中游地区确立的唯一研究课题，禹会村遗址经过年的试掘、年至年的5次规模性发掘，揭露面积达0多平方米。到目前为止，已经全面揭露出一处面积为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以及大型祭祀沟、祭祀坑和大型简易式工棚建筑等，并出土了大量相同时期且具有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特点的陶器，地域范围涵盖了安徽、山东、河南、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凸显各地文化交汇于此。

　　从已出土的文物特征和碳14年代测定报告(距今年至年)来看，该遗址属龙山时代晚期，即夏代初年前后，这与典籍记载的“大禹治水”、“禹娶涂山氏”的年代吻合。

　　年12月22日，来自北京、山东、河南、浙江等数十个省市的近60位权威专家学者齐聚蚌埠，通过对考古资料和多学科研究，以及对禹会村遗址的遗迹现象、文化特征，并结合文献记载和对涂山地望的考证，得出共识：蚌埠禹会村遗址的发掘成果，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涂山”地望的最重要的考古学证据，其学术上的说服力是五种“涂山”说（包括安徽、浙江、四川、陕西和河南）中最充分的。在这次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学术成果发布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宣布，禹会村遗址是自汉代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考证、研究“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涂山”所在地最重要的考古学证据，遗址中所展现的经过精心设计营建、面积达平方米的大型而别致的T形坛和以祭祀为主的器物组合，以及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大体再现了当时来自不同区域的氏族部落曾在此为实施某项重要任务而举行过大型聚会和祭祀活动，由此烘托出“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历史真实性。

　　既然“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不再是美丽的传说，而有历史的真实性，也就是说禹夏王朝已从传说进入信史，同时也随之证实了中国税收起源在禹夏王朝。因为历来都认为“执玉帛”是禹夏王朝的税收，虽然只是一种特殊税或临时税，但终究是税。

（二）禹墟考古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夏后氏五十而贡”的历史真实性。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又曰：“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显然这里的夏贡是指田赋，即一夫耕田五十亩要拿数年平均收获量的十分之一纳贡。这里的关键是要有当时的农业及其农作物的考古来佐证。而此前的考古，对殷商之前的农业和农作物是一片迷茫。

可是，禹墟考古发掘中对此却有了新发现。考古专家在对此前５次的发掘所提取的禹墟土壤标本浮选过程中，发现了史前大麦。据了解，这一发现将人类的大麦种植史延伸至４０００年前即商周之前，是史前农业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

　禹墟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吉怀介绍，在之前的５次考古发掘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已经在提取的土壤样品中发现了史前小麦、水稻、黍、稷等，其中史前小麦在淮河流域是首次发现。而此次发现史前大麦，是考古界首次在龙山文化地层中发现大麦，是史前农业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

　“国内以前发现的大麦时间比较晚，大约在商、周之后，而现在发现的这个史前大麦标本可以证实在４０００年前人类已经掌握了大麦的人工培植，打破了以前我们对于大麦的传播和人工培植的农作物历史研究，在农业史和环境历史研究上都是一个突破。”王吉怀说。

　　禹墟考古对禹夏时期农业和农作物的这一突破，无疑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夏后氏五十而贡”的历史真实性。因为只有当时农业和农作物的存在才能使夏贡这种田赋有存在的经济基础。虽然夏贡这种田赋存在的具体形式包括是否什一税，尚待考证。

（三）涂山氏国有助于揭示税收与国家的本质联系。

禹会诸侯时执玉帛的天下“万国”，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历史传说。涂山氏属于少数留下历史传说的晚期氏族王国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有大禹娶涂山氏女这个历史事件。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涂山氏女是当年涂山氏国一位年轻“君主”，是雄踞淮上的一方诸侯。华夏氏族酋长之一的大禹通过与夷族世家的涂山氏女的婚姻，也是寻求淮夷力量的支持。

从禹墟的发掘来看，总面积达到60万平方米，并且出土农业石器工具较少，而采集和渔猎遗迹较多，与淮夷氏族渔猎特点相符。我们认为，如果能证明禹墟是涂山氏国的地域，将有助于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如何向文明社会过渡，有助于研究国家的初级形态。当然，这一切还有待于禹墟及其周边的全面考古发掘（值得一提的是，禹墟的全面发掘已于年8月初开始）。同时在这种条件下，有“执玉帛者万国”这种特殊税收的存在，无疑有助于揭示税收与国家之间的本质联系。

参考资料：

1、《年前蚌埠就是城市？》新安晚报年5月20日

2、《蚌埠禹墟考古发掘再有重大发现》蚌埠旅游网年6月7日

3、《蚌埠“禹墟”30日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安徽商报年4月29日

4、蚌埠新闻网年1月2日

（年8月完稿）

阮宜胜，年8月生，安徽池州人。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税务系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理事。主讲《税收学》、《财政学》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主持国家税务总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安徽省社科规划办等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撰写教材7部；在《财政研究》、《税务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五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