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为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境因子。中华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切身体会到，妥善保护野生动物、禁止滥捕滥杀，在维持生物链的平衡、防止疫病传播、营造良好自然环境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保护野生动物的理念和做法。汉唐时期的敦煌简牍、敦煌遗书和莫高窟壁画等资料，在此方面有着生动记载和反映。

依据不同节令分别加以保护

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泥墙题记（悬泉汉简号），存留墨书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颁布的《四时月令诏条》，依据不同节令动物生长繁育的特点，就野生动物保护作出了细致规定。

诏条中尤为注重对幼小动物的保护，以利于其繁育生长。如“孟春月令”第3条：“毋擿剿（巢）。谓剿空实皆不得擿也。空剿（巢）尽夏，实者四时常禁。”“擿”，挑也，搔也；擿巢指破巢探卵，危害鸟类繁育；“四时常禁”，即一年四季都不能犯。第4条：“毋杀囗（幼）虫。谓幼少之虫，不为人害者也，尽九[月]。”幼小之虫不至于构成对人或农作物的危害，因此不能滥杀，此禁令从孟春之月（正月）到九月末为止。第5条：“毋杀孡。谓禽兽、六畜怀任（妊）有胎者也，尽十二月常禁。”“孡”通“胎”，此条强调保护禽兽六畜怀妊有胎者，亦须一年四季都要遵守。第6条：“毋夭蜚鸟。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夭”亦作“殀”，断杀之意；“蜚”通“飞”。此条要求一年四季都不能猎捕未长大的小鸟。

除上述条文外，“孟春月令”其他条款也有类似规定。例如，第7条：“毋麑。谓四足……及畜幼少未安者也，尽九月。”麑为小鹿，从春至秋是小鹿等幼畜的成长期，不能杀食。第8条：“毋卵。谓蜚鸟及鸡囗卵之属也，尽九月。”禁止取卵，对卵及幼小虫兽加以保护，使其正常繁育生长。“季春月令”第4条亦规定：“毋弹射蜚（飞）鸟及张罗，为它（巧）以捕取之。谓囗……”弹射、张罗及其他巧猎飞鸟者，均被禁止。诏条还注重对冬眠动物的保护，“仲冬月令”第2条：“慎毋发盖。谓毋发所盖藏之物，以顺时气也，尽冬。”整个冬天，都不能随意挖掘冬眠动物，以顺应时节，利于保护。

诏条还有防止动物尸体传播疫病的内容。“孟春月令”第11条：“瘗骼貍（埋）骴，骼谓鸟兽之囗也，其有肉者为骴，尽夏。”所谓“瘗骼埋骴”，即及时掩埋动物尸体，以免污染空气。《淮南子·时则训》即云：“掩骼埋骴。”高诱注：“骼，骨也。掩覆埋藏之，慎生气也。”可见，“掩骼埋骴”旨在防止动物尸体因腐烂变质而发出恶臭或有害气体，避免疾疫传播。此条禁令从孟春之月直到整个夏天，均须执行。

为了有效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场所，诏条还专门制定了“毋焚山林”“毋囗水泽”“毋大田猎”等禁令。如“仲春月令”第4条：“毋囗（竭）水泽，囗陂池、囗囗，四方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此条反映了保护川泽、陂池等与养物之间相生相因的关系，经过几个月的生长，到十一月时，鱼鳖自当肥美。“仲春月令”第5条：“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囗（蛇）虫草木……”焚烧山林，势必危害禽兽蛇虫的生存环境，因而必须禁止。“孟夏月令”第5条：“驱兽[毋]害五谷。谓囗……”；第6条：“毋大田猎。尽八（？）月。”驱兽是为了保护庄稼，但“驱兽”不等于“田猎”，特别是不能大规模“田猎”，只有到秋冬季节，方可“大田猎”。

《四时月令诏条》是迄今见到的汉代保护动物资源最详细、最具体的诏令，其贯彻施行无疑对有效保护动植物资源、维系良好生态环境起到积极作用。

对野生动物和家畜格外珍视

卷帙浩繁的敦煌遗书中，留存有唐五代时期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相关内容。古代敦煌百姓对于动物有着一种原始的神秘观念，认为动物具有某种超自然能力，骨、肉、角、血、皮等都有用途。因此，当地民众对野生动物和家畜格外珍视、爱护。

佛教以慈悲为怀，主张恩泽于一切动植物，承认非人类生命的生存权利和存在价值，“不杀生”“素食主义”“放生”遂成为佛教保护动物的重要方式。P.v《释子文范》之19条《放生》：“乃见飞禽为食，误践网罗；心怀啄粟之忧，身遇擒粘之难。长者乃起慈悲之惠，赎命放生。羸禽添刷羽之欢，迍鸟有腾空之跃。遥奔林木，电击飞空；远志高林，揩磨羽翼。”P.《斋琬文》专有一篇《祐诸畜》，含有放生、赎生、马死、牛死、驼死、驴死、羊死、犬死等内容，表明佛教信众对此类生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