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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乡土文化重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对乡土文化独特性的承认，这种承认要以乡村的去问题化为前提，清理长期以来把乡村视为经济问题、治理问题的惯性，要在全新的城乡关系下确定乡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新坐标。本文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出发，重新评估城乡关系：乡村作为人与自然万物亲密协作的充满熟悉感的人文地理空间，区别于人造物占据绝对统治的现代城市，乡村的这一文化向度，能为缓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诸多启示。从操作层面来看，落实乡土文化的实践，需要坚实的文本基础，村志（乡土志、乡土博物志、乡土风俗志等等）写作应该在这一文化实践中发挥独特作用。本文清理了既有的村志写作的诸多偏失，发掘村志这种被忽视的乡土文本在乡土文化实践层面的独特地位。

本文为《中国玻璃村——淄博苏家沟小记》（张宗帅，韩宗峰著/吉林出版集团年5月出版）一书序言，原题为《乡村的文化价值及其文本形式——生态困境下的乡村启示和村志写作》，本次编发为该文第二部分（讨论乡村的文本形式），为编辑之便，注释已删除，文章内容略有调整。首刊于《鄱阳湖学刊》年第1期。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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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杏花村志》说起：对既有村志编撰的批判

西坡民房（韩宗峰绘）

村志生而是现代的自由事物，却无往而不在权力的枷锁中！

清代人郎遂的《杏花村志》，被今人追认为村志写作的开先河之作，甚至被推为典范。实则此书由“牧童遥指杏花村”引出，绝大篇幅围绕杜牧这句诗展开，若没有京兆杜牧的《清明》，便无池州朗氏的《杏花村志》。且书中“人物志”竟将历代客宦游经此地的名流，如杜牧、杜荀鹤、罗隐、梅尧臣、黄庭坚、朱熹等等列入，而本村人物往往不录，又连篇累牍地穷搜名流题咏词赋文章传奇以充实篇幅，而乡绅之著作，土人之野语，少之又少，种种主客颠倒而不自觉，虽为村志，实则对于村中人事族姓粮蔬方物草木禽兽土俗鬼魅之类都不甚著意。《四库提要》评价此书“附会古迹以夸饰土风”，有“志乘结习”，所谓志乘之结习，即好古，好名，好雅，崇尚权威，而于实在生活，日用饮食，村野风俗，乃至于农商佛道巫觋百工之徒，不加著意，而这些内容正是村志之现代性的关键所在。郎氏袭用方志传统，敷衍杜牧诗句，广肆征引，撰成一册，也十足难矣，但这样一来，大量村庄就不具备写“村志”的资格了，因为普通村庄的名人名胜是无法敷衍成书的，然而舍近求远，避实蹈虚，杏花村的主体性因之也全部丧失了。

《杏花村志》这类“方志”体村志，不仅方法上不足以供一般村庄效法，价值立场上更有反村志的一面。在“皇权不下县”的时代，方志写作自然也不会“下县”，故“一统志”之下，有一省之“总志”“通志”，有一地之“府志”“县志”，再往下，除了名山大川志外，更小区域里的“志书”便少得可怜了，直到进入二十世纪，清末颁布地方自治章程，乡镇一级以“自治”的面目被纳入到国家权力的视野内，乡镇志才渐次产生。即便在传统的乡土中国，方志仍以都邑为中心，域内一村一庄至多一笔带过，其具体风貌则鲜涉焉。所以前现代的“村志”写作者，对于本村被斥于“王土”之外，难免觉得懊恼，如康熙年间的《紫隄村志》，序中便写道“乡城皆王土也，然村迹如县志则已略，如府志则尤略……久而必遗。”作者忧心“王土”会失去村庄，而不明白在方志序列中根本就没有村志的位置，因为乡村在帝国治理网络里本来就是被无视的末端。都邑方志是将地方从地理意义上纳入帝国疆域的大同盛轨，在文化上，也不可能坚持地方性而舍弃对大一统的追逐。事实上，古代方志的兴盛，完全离不开中央权力的号召，明清如此，民国亦如此，最近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所谓“社会主义新方志”运动，仍以中央政权之号召为源动力。历史地看，嬴政废封建而兴郡县之后，郡县之名，朝定夕改，所辖之域，春除秋迁，变化之亟，甚于王朝鼎革，因之一郡一县一州一府之天文地理、山川关隘、城池营建、秩官武备、风俗教育、人物土产等等，多在变化中，一旦国家疏于知悉，则治理将无所措手足，如清代为修《大清一统志》，急需各省供给资料，于是下谕各地修志，所以说方志之为书，虽目为“史”，说到底仍不外是“资治之书”。就方志的写作者看，无论是古代的地方官，还是当下的史志办，也无不是中央政权在地方之代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总结章实斋关于各级方志差别时写道：“大旨谓府县志为省志资料，省志为国史资料，各有其任务与组织”，事实上，方志中的等级关系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位置是相一致的。方志这一文本形式，本身就是对这种权力关系的重新确认。明清至于民国，乃至于当下，中央政权对于地方之控制，日甚一日，方志自然因之而兴盛，乡镇志乃至于村志，以及地方意识形成之后的乡土志，都面临着自上而下的“方志”权力的收编。

上文费去不少笔墨，以后见之明来批判《杏花村志》这一类历史文本，目的是要打破一种当前极为盛行的陋见，即认为村志只是形制规模更小的地方志，故观念与方法只要沿用传统即可。这种陋见忽视了这一事实，即：地方意识是与国家意识同时兴起的现代观念，而集中呈现地方意识的村志写作，是进入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如《翟城村志》等等），并迟至八十年代才逐渐多起来，到二十一世纪才大规模涌现的，这就是村志的时空规定性——它是以经济、文化、政治等全方位遭遇城市中国的全面崛起，而乡土中国全面边缘化为背景的。在这种背景下，村志写作应该，而且也必须是确定村庄主体性的文化实践。

三官庙（韩宗峰绘）

新世纪以来村志写作呈现井喷式增长，一方面全国经济情况整体改善，基层地方相应地会在文化领域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全国第二轮方志编撰工作逐渐展开，乡镇志编撰已被纳入官方日程上，它的下沉效应必然带动村庄一级的方志写作，毫无疑问，那些“膀大腰圆”的村庄会纷纷推出自己的村志。目前仅数据库检索就有七百五十余种，实际数量应远多于此，且这种势头还在持续。然而如此体量的方志作品，却极少有能为地方写作提供方法论意义的，最大的问题便是未能同方志区别开来，甚至认为村志就是方志的下沉，如《海星村志》序中写道：“近年，全国正在启动或推进第二轮地方志编撰工作。根据慈溪市人民政府‘各地在完成市志协编任务的同时，可启动镇志编写工作’……至于编村志，上级单位并没有明确要求，而海星村在年初就着手组织《海星村志》的编写工作，足见中国庵东镇海星村党委总支和村委会的远见卓识。”可见方志下沉在基层政府是带有自觉性的。如湖北保康县就曾组织编撰“保康县地方志丛书”，村一级方志编撰落实为了政府行为。方志传统渗透到村庄，最直接的体现在编撰主体上，目前的村志极少个人编撰的，基本上都是在村委会主导下展开的。这一系列背景，让目前的村志呈现出强烈的反乡土色彩，以人物志为例，几乎都是为领导干部、读书人、历史人物、革命烈士、名流、道德模范等等列传，而农民、村医、牲畜贩子、巫师、风水师、媒人、养蜂人、接生婆等等乡土社会更灵魂性的人物，却极少纳入村志，更不用说这种方志文本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乡村地理空间内与人的生活建立密切关系的粮食、蔬菜、草药、树木、昆虫、鸟兽、鬼怪以及山川土石风雨霜雪，都不被视为“村庄公民”，而排斥在村志文本中。这种感染方志积习的村志，根本上是对经济发展的逻辑、人的治理逻辑的确认，而不是建设性地从文化角度去呈现所在地理空间内人与万物的关系网络。也因为这个原因，当前具备村志写作的村庄，几乎无一例外是现代化最成功的村庄，要么是重要的旅游景点或生态保护区，如《马头溪村志》（张家界景区内），《湾底村志》（4A级景区），《獐岛村志》（4A级景区），《黄里村志》（4A级景区），要么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古村落，如《雅治街村志》《李家疃村志》《扬美村志》等等，要么是经济繁荣的村庄，如《东岭村志》，东岭村年收入达亿人民币，如《王陶村志》，为山西煤矿丰富地区，等等，有些则是大城市的街道或工业区，如镇海《尚志村志》，天津《双街村志》等等。毫无疑问，这些村庄本身就是现代化、城市化的成功者，中国更普遍的以农业（渔业、林业等）生产为主体的普通村庄，是很难纳入到这样的编撰传统中的。

事实上，地方写作者也意识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巨大冲击，精神上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认同危机，但在文本实践层面，往往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转向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反面——传统与乡土——就足以求得解决之道，村志写作也如此，以为只要效法悠久的方志传统，就足以确认乡土意识。村志写作，首先应该明确乡村的独特性，在此之上是要探索乡土中国的恰当文本形式。在实践层面，文本的独创性，是村志写作的关键的问题，因为传统方志本身的分类系统，就有着强大的文化规训作用，它以一种貌似冷静、客观、包罗万象的文本，将背后支配性的权力和正统思想隐藏起来。这是试图通过村志落实乡土情感与地方文化的人，应当特别注意的。

村志一开始就应该是桀骜不驯的，它意味着对于被边缘化的抵抗，它本质上是现代化内部的一种自省精神。自上而下的方志传统，与自下而上的村志写作，在价值立场上是完全不能调和的，后者以民间的、地方的，有时是返魅的姿态，抗衡着来自中央的、城市的以及世界的殖民统治。村志也要能对宏大的辉格史观保持警惕和怀疑，拒绝让村庄沦为“大历史”的边角料，拒绝成为宏大叙事的微弱回声，甚至也要拒绝成为“村治”的文件夹——末一点正是当前农村社会学界的政治正确。

桥头丁家大门（韩宗峰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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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志写作：启动乡土的文学性

跳出城乡的对立的逻辑，挣脱传统方志的束缚，探索一种可能的文本，赋予村庄地理空间内一切人事、粮蔬、荒野、村庄、湖泊、草木鸟兽、鬼神等等以人文意义。这种开放的村志写作（是“写作”，而非自诩中立、客观的“编撰”），它在物质形式上，应该具有乡村博物志色彩，在价值立场上，则是要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因而无论是统计学还是社会分析的方法，甚至于那种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社会学方法，都要作出极大的调整，一种更广泛的平等精神，一种能够落地的生态主义诉求，是这一文化实践应该具备的价值立场，这也是启动乡土文学性的关键所在。

那么，启动乡土的文学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绝不是意味着回到田园诗的传统，或将乡村乌托邦化，甚至也不是搞所谓的“乡土文学”，也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社会记录，或者候鸟式的返乡者们悲怆的挽歌，村志写作是一种介入性的文化实践，指向着重建人与物的情感关系，并且最终要经由乡土情感的知识化来实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村志这样一种文体，是介入这一文化实践的最佳文体。

河滩岳家大院（韩宗峰绘）

这里就需要讨论操作层面的文本写作问题了。

第一，关于村庄的空间范围。中国有行政村和自然村，且二者多有不协处，那么，与以行政区域为中心的方志传统不同的是，村志写作的范围应以自然村为主。自然村是人与自然长期磨合的产物，通常以山川为界限，而在区域之内，风景相同，风俗一致，而行政村在区域范围和名称上，繁于变迁，且以人事为中心，以治理为要务，往往裂割了区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完整性，而且行政村的日常生活交往，常突破行政区划，在很大程度上为自然地理所范围。村志写作，应该顺应自然地理空间与人文地理空间的某种契合性，让村庄更具有相对独立的整体感。

第二，关于村志写作的范围和知识准备。在地理界限的范围内，一切自然造物、人造物、人与自然合作造物、人的精神造物等等，都应纳入观视野之内，这包括人的生命周期，人的日常生活，栽培植物与饲养动物，野生动植物，天然土石山川，庵庙祭祀及鬼神系统等等。因而在知识准备上，写作者（或者作者群体）应该有知识大融通的自觉，突破学科藩篱，要有“三位一体”的知识眼光，即古、今、本村的三位一体。古代知识以古籍的征引为主，包括博物志、本草著作、农书、地记、地方志、物候、月令、文人宦游杂记、方士术书等等；现代知识则以现代分科专门知识及生态主义为主，包括生态学、博物学、农业史（尤其是农作物栽培史）、民间文学、民俗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社会统计和管理信息等等；本村则以长时间进入乡村生活，展开实地调查，搜集日常生活史口述材料，以及村庄谱牒、星象、命数等书为依据；古今知识都以本村为中心，为丰富和补充本村而设，它服务于确认——或者是发明——本村的文化传统而设。

第三，关于人的活动在村志中的位置。毫无疑问，人是村庄中的灵魂式角色，一块石头被筑为地基，或凿为猪槽石，或铺在河中成为洗衣石，这石头有它地质学上的解释，但正是因为人的介入而成为村庄风物，这两重意义，负载着不同的知识性。村志写作应最大限度地清理时空范围之内的一切事物，以及人与之建立来的长久的物质与情感上的关系。同时，在村庄的地理空间内，还有不少事物并未进入本地人的视野，如一株不入眼且无实际功用的野生植物，一种夜间出没而不为人们熟悉的动物，等等，但它们仍然是乡村中的公民，在村志写作中，也应该作为平等的成员，纳入到文本的议会中。这种知识将会以乡土教育的形式进入人视野，进而巩固人与土地的情感联系。事实上，这里包含着一种传记精神，通过为村庄的人与万物立传，呈现村人村物的历史，赋予那些与人息息相关的事物以时间意义，而这也就是实践乡土情感的知识化。在这一过程中，村志要吸纳包括如果蔬栽培史，植物文化史，动物文化史，农具的演变史，鬼神的谱系等知识。这种传记的人文价值在于，集中呈现人与物的关系史。为物立传，揭开人与物关系变迁的情形，不仅有社会史的意义，也有情感史的价值，这种情感的成分赋予了乡土以文学性。

第四，关于写作的主体，也有一个“三位一体”，即执笔人、本村老壮多闻者及本地中小学生的三位一体。执笔者应为某种程度的读书人（群），不仅要具备阅读古代文本和现代相关学科基本图书的能力，还要具有基本的写作能力，特别是有本村生活经验的知识人；本村老壮多识者，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村精英，这种划分要考虑进性别和广泛的职业区分，他们是能在最大范围内调动本土知识性的主体，要通过理解他们的生活来把握村庄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因而要拒绝用机械的现代产业分科肢解有机的乡土世界的知识，放弃那种自以为能够识别“精华”与“糟粕”的先入为主的自负；本村中小学生，或同一自然地理范围内的学生，学生（或者学校方面）不仅是与本地深入沟通的一座桥梁，能实现执笔人与本村居民最大范围的交流，并且因为学生的参与，村志写作的过程同时也能在小范围内探索一种全新的乡土教育和自然教育，这也赋予村志写作文化介入的属性。

（张宗帅韩宗峰合著《中国玻璃村——淄博苏家沟村小记》）

附：关于本书

张宗帅兄与韩宗峰老师合著《中国玻璃村》一部，以糟丘之旧，嘱为序，我说预备作的文章恐不对题，序则兄自为之，我的若成了，姑且放在书末，狗尾续貂可也。时为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约定月底交稿，到了约期，央求宽缓半月，及期，再央求半月，其间宗帅兄还提酒来香山寓中，自然醉翁之意不在酒，然而仍未写完，这样的便到了一九年，又半月有余，文章才勉强作结，回头一看，忽忽已两月了。我的文章终于写完，果然是文不对题，且卑之无甚高论，然而一段情谊总还值得纪念。

去年八月，村志初稿草就时，宗帅兄邀杨朔、潘玮旻和我前往博山，我又邀了白洪谭，一行五个朋友，白日在古村旧址间参观调查，夜里则轮流主持座谈。博山多村庙，庙中多菩萨，尤多女菩萨，村中又多手艺人，也多是有趣人，茶是酽的，饼也厚实，炝肉皮味大佳，山水亦多妙趣，暴雨之后，山中溢出无量的水，街道俨然是孝妇河的支流，人们在道旁停车，扬起泉水洗车胎上的土，婴儿车也这样洗。所见所闻引起我们极大的趣味。

参观的见闻，日记草草有记，节取数条：

八月二十一上午众往青石关，古村荒废，墙体或石制，或龙盆（陶窑桶盆）制，颇固，室内多土为之，风雨摧残，远看其貌，古村盎然，近看之，则荆棘满目。后至顺德圣母庙，庙中有毛主席纪念堂，有毛泽东坐椅跷二郎腿塑像一尊，作者魏长春先生，适在左近，邀为先导，一一介绍庙中诸神，后又引至家中，见室中所陈毛坯陶器无数，技艺亦佳。下午四点往苏家沟村，听张宗帅与韩宗峰老先生讲村史写作。韩先生善画，蔼然可亲，有长者风。苏村为工业村，农业绝少，以老白有事回济南，讨论仓促作结，未及遍看全村。

八月二十二乘车往郭庄，村中古建筑极多，居民多老者，虽然，废弃者尚不甚多，居民亦健谈，虽阻方言，亦可得十二三。下午至淄河，众入水濯足，投石为乐。又至膏腴寺，荒草及人，仿佛聊斋兰若，然造像寺舍皆完好，寺内刻碑颇多，石上文字有“万历三十七年七月**李三监立”字样，盖明时寺庙也。庙中有怒目金刚、关胜君、祖师爷、吕祖、无上真人、及罗汉十八尊，然圣母娘娘最多，如眼光娘娘，空中老母、天仙圣母、送子娘娘、无生老母、地堂老母、顺德圣母、白衣老母、母锁关娘娘、梨山圣母、麦姑、豆姑、霖水姑等，面目雷同，然蔼然可亲，望之亦足以息心宁志。

我的记录，免不了走马观花，乃至于以博山的日常为奇特，然而自然与人文空间里的种种，正因其饱含情味，才维系了这地方对人的蛊惑，这蛊惑对于发心写村志的韩宗峰老师和宗帅兄如此，对走马观花的我辈又何尝不是呢。

一九年一月十六日，于香山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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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化丛谭▇

“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庶类，作不请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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