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离死别，是诗人杜甫屡屡经历的痛楚。

杜甫31岁那年，他的姑姑去世了，她是家中除祖父杜审言之外，对杜甫影响最深的人。满怀悲痛的杜甫为他这位慈爱的“义姑”，写了墓志铭《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以报答恩情。

从这篇墓志中可知，杜甫自幼丧母，父亲常年在外，于是由姑姑一手抚养成人。姑姑对他视如己出，给了他母亲般的爱。

有一次，年幼的杜甫与姑姑的儿子都生病了。姑姑杜氏悉心照料两个小孩，又询问当地一位女巫，得到的谶语是，“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回家后，杜氏将杜甫抱到屋中东南角的床，而让儿子易地而眠，后来一语成谶，杜甫活了下来，姑姑自己的儿子却夭折了。

或许这一不幸只是事出偶然，但杜甫每次说起此事，都感动不已，其他人听闻也为之流涕。

无私，是家人赋予杜甫的本真，而杜甫一生也以家族为傲。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他的郡望则是大名鼎鼎的京兆杜氏。在长安求职时，他居住于城南的杜陵，自称“少陵野老”、“杜陵野客”。其中的杜陵，是京兆杜氏祖先发迹与世代居住的地方。

京兆杜氏，这个汉唐文化世家，几百年风雨飘摇，始终不负于家，亦不负国。

▲成都杜甫草堂雕塑。

京兆杜氏崛起于西汉，可说是士大夫阶层与豪族相融合的典型代表。最初以文法、经学起家，靠文化在帝国官场占据一席之地，后凭功绩跻身三公之列，积累世之功，成为世家大族。

这一切，始于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杜周。

杜周为官，与张汤齐名，是有名的酷吏。杜周最初是张汤的小跟班，精通法律，却家境贫寒，穷困时家里只有一匹马，连装备都配不齐。后来，张汤为汉武帝重用，出任御史大夫，不忘拉兄弟一把，举荐杜周为廷尉。

当上廷尉后，杜周是个不逊色于老大哥的狠人，审案极为严苛，一件案子受牵连者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即便是卫皇后的家人犯法，也逃不过杜周的制裁。

凭借汉武帝的信任，杜周得势后，举家从南阳徙居祖先生活过的关中，定居茂陵，到他去世时，位列三公，家资巨万，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连马具都配不齐的穷小子。

在育儿经方面，杜周与老上司张汤也不分伯仲，两人的儿子杜延年与张安世，品行才干均超过其父，时人称为“良子”，大概就是现在很多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有别于杜周以酷吏发家，作为其第三子的杜延年，在历史上以温和公正著称，而正是因为他坚守善良本性，为这个家族留下了兴盛的火种。

汉昭帝在位时，辅政大臣霍光一度权倾朝野，每次霍光有过激做法，想搞事情，如翦除对他有威胁的大臣、宗室，杜延年都会及时规劝。

后来，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时，杜延年力主拥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在皇权更替中押上了筹码。

刘病已是一个在监狱中长大的皇孙，一出生就被定为罪人，他的父亲史皇孙刘进、祖父戾太子刘据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杜延年一家与史皇孙是故交，不惧流言蜚语，在刘病已释放出狱后，对他友善相待。杜延年发现，这位小皇孙为人俭朴，慈仁爱人，足以“奉承祖宗，子万民”，遂力劝霍光拥立刘病已。

刘病已后来改名刘询，他就是开创孝宣中兴的汉宣帝。

汉宣帝即位后，杜延年虽因长期位居高位，且与霍光家族关系密切，在霍氏倒台时受到贬谪，但汉宣帝顾念旧情，到了杜延年老迈时，还是将他调任回京，委以重任。杜延年以年老退休后，汉宣帝对这位恩人以礼相待，赐予他黄金百斤、安车驷马，风风光光地送回杜氏宅第。

这一时期，杜氏家族从茂陵迁往宣帝营建的杜陵一带，此即京兆杜氏的滥觞。

有汉一代，从文吏跻身高位的京兆杜氏因政治兴起，也随着王朝更迭逐渐归于沉寂。可是，这个家族在告别权力中心的漫长岁月中，依旧不忘以文法传家，以儒经为业。

到了东汉，朝政为南阳集团等新贵把持，作为西汉将相之家的京兆杜氏虽鲜有高官显贵，但也不乏以文学见长的人物，比如作《论都赋》的文学家杜笃。

这位汉赋名家一生坎坷，曾因得罪美阳县令下狱。他时常叹息：“杜氏文明善政，而笃不任为吏；辛氏秉义经武，而笃又怯于事。外内五世，至笃衰矣！”

这是说，他的祖辈都是以文法闻名于世的高官，而自己仕途受阻；他的外高祖辛武贤等人都是名将，而自己却未经战阵。杜氏传到他这一代，已经衰微了。

权位被新贵垄断，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有些人到这地步可能就直接躺平了。但杜笃不辜负京兆杜氏之名。一介文弱书生，走向马革裹尸的结局。

东汉建初三年（78年），西羌作乱。杜笃随汉军出征，在射姑山与羌人狭路相逢，于两军厮杀之中不幸牺牲，为国捐躯。

家国之念，深深铭刻于京兆杜氏的基因中。

▲玉门关。

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大都靠门第显达，已然衰落的京兆杜氏却凭借才干重振门第。

东汉末年的一天，曹操倚重的谋士荀彧听到邻居家中传来一阵谈论声，其中一人出口不凡，才识过人，为此甚是惊异。

住在荀彧隔壁的是侍中耿纪，与他侃侃而谈的，乃杜延年的后代杜畿。荀彧以知人善任见称，隔天一早，他就急忙过来打听杜畿，并对耿纪说：“有国士而不进，何以居位？”

此后，杜畿被荀彧推荐给曹操，成为曹魏的开国勋臣。在人才济济的曹氏集团，杜畿不是鹤立鸡群的一个，却是曹魏霸业必不可少的拼图。他多次在地方为官，所治理的郡县“常为天下最”，可谓一代良臣。

杜畿不仅继承杜氏的文法家学，也传承祖先杜延年宽以待人的风范，奉行宽惠爱民的为政之道。

在河东为郡守（治今山西夏县）时，杜畿时常到各县巡视，发现有孝子、贞妇、顺孙等道德模范，就下令免除其徭役，确保百姓丰衣足食，并亲自调解民间纠纷。

战乱年间，兵燹不绝，百姓难免对长吏怨声载道，唯独杜畿在河东郡得到民众爱戴。后来曹操征张鲁，命杜畿从河东调发五千民夫。这些民夫被召集后，在路上相互勉励：“人固有一死，我们不可辜负了杜府君！”之后转战各地，五千民夫竟没有一人逃亡。

杜畿的贤德，与乱世中的其他地方官形成了鲜明对比。杜畿入朝为官后，赵俨继任河东太守。当时，为了扩充兵源，曹魏采取严酷的措施，经常征集各地寡妇嫁到异地，确保当地的出生率。

有一回，魏文帝曹丕发现赵俨从河东郡征集的寡妇比杜畿在任时多出了不少，就对杜畿说：“以前你送的那么少，我还以为河东没有多少寡妇。”

面对责问，杜畿正色道：“臣以前征集的都是死人之妻，而赵俨现在送的都是活人妻。”曹丕与其他大臣一听真相，为之色变。

后来，为曹魏尽心尽力的杜畿在监造楼船时亲自试船，遇到风暴，溺水而亡。

杜畿以文化道德传家，其子孙也都成长为经世致用的人才，尤其是杜畿的孙子杜预，成为此后这一家族兴盛六百年的关键人物。

▲杜预画像。

这个公子哥从小就凡尔赛，说：“像祖辈那样高尚的道德，我是不奢望能达到，但是在武功与文章方面，我还是有希望达到的。”

杜预是个文官，手无缚鸡之力，却以武功立世，立的是灭吴的不世之功。

曹魏后期，司马昭掌权，杜预娶其妹（高陆公主）为妻，成为司马家的心腹。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蜀汉已灭，唯有孙吴苟延残喘，晋朝大臣多认为吴国尚不可灭，唯有杜预、羊祜等大臣屡次上书，请求晋武帝发兵灭吴，完成统一大业。

咸宁四年（年），老臣羊祜病逝，杜预得到举荐，接任壮志未酬的羊祜都督荆州军事，从此日夜训练将士，为伐吴做准备，并多次上表请战，给晋武帝打鸡血。

最后一次上书时，杜预怒斥反对派都不顾国家利益，只是害怕别人立功。当时，司马炎正在与大臣张华下棋。张华也是个主战派，听说杜预在信中所写的内容，一把推开棋盘，跟皇帝说，您别再犹豫了！

司马炎最终被执着的姑丈杜预说服，于太康元年（年）拉开了统一之战的序幕。杜预作为晋军统帅之一，担任西线指挥。随着晋军攻破石头城，吴主孙皓出城投降，三国重归一统。

杜预以平吴之功封侯进爵，载入史册，可他还有不少过人之处，堪称三国时期最后一位全才。

除军事之外，杜预懂历法，研制出《二元乾度历》；他也会律法，与贾充修订《晋律》二十篇，作为晋朝律令；他还以治水闻名天下，在开辟汉水与长江的水道、疏浚南阳农田水利方面功不可没；他也是一位经学家，号称“《左传》癖”，撰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左传》注解本。

西晋永嘉之乱后，京兆杜氏与其他世家大族一样，一部分随士民南渡迁徙南方，从此背井离乡，另一部分留守北方，不忍远离祖宗基业。

杜预四子分散在南北不同地区，形成四个房支。延续到隋唐时期，留守北地的京兆杜氏主要分为两支，分别出自杜预的长子杜锡与四子杜尹；而南渡房支多为“晚渡北人”，遂以军功立业，居住于襄阳等地。杜甫生于河南，祖籍襄阳，即出自京兆杜氏的襄阳支派。

唐代有一句俗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世居长安城南的韦氏与杜氏两大家族，在唐代发展到鼎盛，成为关中世族中的顶流，也是李唐皇室的联姻对象。当时，长安城南之地，非韦即杜。唐德宗在位时，十分疼爱他的女儿，有宦官怂恿唐德宗在城南划一块地赐给公主。唐德宗果断拒绝，说：“城南杜氏乡里，不可易。”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有唐一代，杜氏出了11位宰相，包括杜如晦、杜佑、杜让能等京兆杜氏的杰出人才。

作为唐代最先崭露头角的京兆杜氏成员，杜如晦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名列第三，去世后成为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念念不忘的“白月光”。

贞观初年，杜如晦因病早逝，后来，李世民每次赏赐其他大臣，都不忘留给杜如晦的妻儿一份，还时常梦见他。

有一天，李世民在吃瓜时想起杜如晦，不禁泪流满面，将剩下一半拿去祭奠杜如晦，表示与他同享美食。还有一次，李世民赐给房玄龄一条黄金带，又想起了杜如晦，便再取出一条金带，让房玄龄送到杜家，放在杜如晦灵前。

当年，杜如晦在投奔李世民之前，已继承京兆杜氏文法经史的家学，通过隋朝吏部选拔，得到一个滏阳县尉的小官。隋朝灭亡后，他在房玄龄的推荐下入秦王府，担任李世民的兵曹参军，主管档案文书。

李世民善于网罗人才，在唐朝开创过程中立下大功，也因此受到掣肘。唐高祖李渊担心李世民势力过大，将秦王府的一些僚属遣散，派到地方为官。

此时，房玄龄提醒李世民：“府中人虽多，大都不足惜，唯有杜如晦聪明识达，堪称王佐之才。若您只想当个藩王，倒是无所用，但您若想要天下，则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才知杜如晦是个人才，大惊道：“你不说，我差点就错失此人。”此后，杜如晦在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与争夺皇位的谋划中屡次献策，因善于为李世民决断，与房玄龄长短互补，故谓之“房谋杜断”。

杜如晦为京兆杜氏在唐朝政坛打下一片天地，而当李世民时常想念杜如晦时，京兆杜氏在襄阳的一支，诞生了一位文豪，他就是杜甫的祖父杜审言。

▲成都杜甫草堂。

杜如晦开唐代杜氏从政之风气，杜审言则是京兆杜氏在唐代文学发展中的先驱。

杜审言出生于贞观年间，也是初唐不可忽视的人物，与初唐四杰、沈佺期、宋之问等人皆为唐诗的奠基人。其中一首《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被称为“初唐五律第一”：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有别于后来半生飘零的孙子杜甫，杜审言是个不折不扣的狂人。

杜审言与苏味道等人并称为“文章四友”。苏味道身为朝廷大员，却处事圆滑，有“苏模棱”之称，杜审言不太瞧得起他。苏味道任吏部侍郎时，杜审言去参加考试，对自己的表现信心满满，走出考场后对别人说：“完了完了，苏味道一定要死了。”

众人纳闷，以为苏味道得了不治之症。谁知杜审言却说：“他看到我的文章，一定得羞死。”

在官场上，口无遮拦的杜审言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武周圣历元年（年），杜审言惹上事了，被贬为吉州司户参军。他前往贬所时，宋之问、陈子昂等四十五位好友赋诗相赠。临别之际，杜审言挟琴起舞，引吭高歌，依旧是一副狂士做派。

这次贬谪之旅却有个悲伤的结局。

杜审言到吉州（今江西吉安）为官后，得罪了地头蛇，同僚都与他不和，整天给他穿小鞋。司马周季重与员外司户郭若讷甚至联合起来，构陷杜审言下狱，判了个死罪。

杜审言十三岁的次子杜并为了给父亲出口恶气，在周季重大摆宴席之际，潜入其家中，在人群中乘机将周季重刺成重伤，自己也当场遇害，被乱刀砍死。

周季重伤重不愈，临死前感叹道：“吾不知杜审言有孝子，郭若讷误我至此。”

这件事惊动了武则天。

朝廷一查，才知道杜审言是被陷害，于是免了他的罪，看在其诗文出众，将他调回京城。儿子用自己的生命换回父亲一命，杜审言在北归途中百感交集，亲自为儿子撰写祭文，朝野皆称杜并为孝子。

少年英雄杜并，论关系是杜甫的伯父。

杜甫出生时，杜审言已经去世，但杜甫对祖父相当自豪，他在诗中不止一次地自称，“诗是吾家事”，“吾祖诗冠古”。

日后被称为“诗圣”的杜甫，在祖父狂放之情的感召下，自幼饱读诗书，有过一段鲜衣怒马的少年时光。他出生于大唐最繁华的年代，年轻时一心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帝国伟业尽一份心力。

即便在求取功名时受挫，年轻气盛的杜甫也能“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与偶像李白意气相投，结伴同游，“饮酒观妓，射猎论诗，相得甚欢”。

杜甫也非常崇拜自己的祖先杜预，来到长安后，曾在祖籍所在的杜陵作庐定居，在天宝十三年（年）进献给唐玄宗的《封西岳赋》中，他署名为“杜陵诸生”，早已融入京兆杜氏老家。

残酷的现实却一次次地打击这个热血青年。杜甫在长安十年，四处求职，郁郁不得志，饭都吃不饱，亲眼所见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是繁荣背后的重重危机。

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他对自己这段穷困生活如此描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安史之乱划分了大唐帝国的盛唐与中衰，也将杜甫的人生分割成两个不同的世界。

前半生他为功名利禄漂泊，后半生他居无定所地流浪。正因如此，杜甫比京兆杜氏的历代先贤都更了解底层民众的艰辛，后世将他的诗称为“诗史”。

当他在战乱中随朝廷一路辗转，想起分隔两地的家人，一首《春望》，写出千千万万逃难灾民的忧虑：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当他看到县吏抓壮丁，把未成年男子都拉走，沿路都是一个个家庭生离死别的哭声。杜甫无能为力，只好在《新安吏》中安慰他们说：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眼见朝廷腐朽，悲怆无力的杜甫弃官而去，告别官场，放弃追逐一生苦苦寻求的功名。真正的忠诚，也许不是忠于李唐皇室，而是忠于国，忠于民，忠于自己的内心。在寄寓成都期间，他以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叹息家国之忧：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在湖湘之间的一条小船上。那时，他已漂泊多年，贫病交加，自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他在世时只是大唐帝国的一个小人物，可终其一生，都放不下家与国。

这份沉重的抱负，也成就了诗圣的光辉。

杜甫病逝后，因家中贫困，草草葬在耒水河畔的耒阳。直到四十年后，其孙杜嗣业按照父亲的嘱托，将祖父杜甫的灵柩迁移到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

在路上，诗人元稹听闻此事，特意前来送行，并受杜嗣业之请，为杜甫撰写了墓志。元稹在墓志中说杜甫最后葬在偃师杜预墓的一侧，而杜甫祖父杜审言的墓也在此处。

▲长沙杜甫江阁

中晚唐时期，京兆杜氏的后人中仍不乏能臣，如杜佑、杜黄裳、杜元颖、杜悰、杜审权、杜让能等牛人都官拜宰相，天才总是成群地来。

当杜甫为前途四处奔走时，出身京兆杜氏的名臣杜希望之子杜佑，出生于开元盛世的如梦繁华之中。

杜佑就像锦鲤附体，他历经六朝，出将入相，从地方小吏一直干到了宰相，仕宦长达六十年，几乎不曾遇到什么坎坷。高寿善终的他成了帝国的另一位记录者。

《通典》，这部名列“三通”之一的典章制度专史，出自杜佑之手。

杜佑虽身为宰相，却手不释卷，白天处理公务，晚上挑灯读书，数十年如一日，只为研究历代制度沿革得失，为逐渐衰落的大唐寻找施政方针，救国于危难之间，即“将施有政，用乂邦家”。

他认为，这就是历史存在的意义。

杜佑年少时亲历开元、天宝盛世，也目睹了安史之乱，眼见唐王朝用来维系其极权统治的均田制与府兵制走向瓦解。他在朝为官时，先有刘晏、杨炎在财政上推动的成功改革，后有“二王八司马”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在政治上的永贞革新，却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失败。

为此，杜佑从大历元年（年）起埋首故纸堆中，采集经史百家之言，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潜心钻研，完成了这部专叙历代制度变迁的二百卷史学巨著《通典》，全书从上古三皇起，至唐玄宗天宝末年止，在史学上做出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及至唐末，藩镇割据称雄，京兆杜氏为国尽忠。

唐僖宗在战乱中多次逃出长安，宰相杜审权长子杜让能从驾护卫，此时京城残破，连马都没有，他就随皇帝车驾徒步远行，片刻不离左右。唐僖宗感动地对杜让能说：“朕之失道，再致播迁。险难之中，卿常在侧，古所谓忠于所事，卿无负矣！”

唐昭宗即位后，杜让能已为尚书左仆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不听朝廷号令，还指责宰相杜让能“抑忠臣，夺己功”。年轻气盛的唐昭宗咽不下这口气，凤翔又近京师，就派杜让能发兵讨伐骄纵的李茂贞。

由于朝中大臣与李茂贞勾结，泄露朝廷行踪，杜让能率领的禁军与李茂贞大军在周至县相遇后一战即溃。李茂贞乘胜追击到京城西门外，请唐昭宗“诛晁错以谢诸侯”。

杜让能自知难逃一死，对唐昭宗说：“臣请归死以纾难！”

唐昭宗不得已，含泪道：“与卿决矣！”之后无奈地将杜让能与其弟赐死。杜让能含冤而死14年后，大唐帝国彻底陨落于藩镇混战之中。

▲唐昭宗，公元年为朱温所弑。

此前，杜佑的孙子杜牧，在诗文中书写晚唐京兆杜氏最后的风流。

在学术界与民间的各种唐代诗人榜单中，杜甫与杜牧都是妥妥的前十名。与京兆杜氏的其他人才一样，人称“小杜”的杜牧也身怀经邦济世之学，却始终未能施展。

他年轻时写的名篇《阿房宫赋》，以六国与秦朝灭亡的教训，劝谏君主爱民与施行仁政，否则失人心，则失天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与官至宰相的堂兄杜悰不同，杜牧一生颇为落魄。爷爷杜佑去世后，杜牧父亲这一房就走向没落，甚至居无定所，杜佑留给杜牧一家的三十间房屋，也都为抵债归了别人，八年之中搬了几次家。

杜牧因此更加用功，通过科举苦读步入仕途，后来到扬州牛僧孺的幕府任掌书记。他在《遣怀》诗中回顾这段经历：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很多人读到此诗，以为杜牧是个游手好闲的富家公子。殊不知，在此期间，杜牧还著有《罪言》、《战论》、《原十六卫》等多篇政论文章，时刻关心时政，但都不为所用，那首《遣怀》正写于他最失意的时候。后来，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发现了这些被埋没的文章，因杜牧针砭时弊，言多中肯，故采录其言。

杜牧诗中的风流，实为一个才子的失意潦倒，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他身陷牛李党争中，却不愿站队，一生英雄，终无用武之地。

▲杜牧塑像。图源/图虫创意

诗人时时刻刻心忧天下，家的港湾成为他最后的归宿。

唐宣宗大中五年（年），年近半百的杜牧在官场屡次碰壁后回到长安城南杜曲，修葺祖父留下的老宅，因有樊川、御宿川流经其间，取名“樊川别墅”。

有一日，他对外甥裴延翰说：“‘自古富贵其名磨灭者不可胜记。’我幼时常在此游玩，转眼之间，也垂垂老矣。我有数百篇文章，将来你肯为我作序编为一集，就叫《樊川集》。”

然而，当杜牧在生命最后一年的寒冬中染病，他感到大限将至，心灰意冷之际检阅平生所作诗文，大部分都烧掉，这也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憾事。不久后，这位落魄才子病逝于故乡。

唐代以后，盛极一时的京兆杜氏与同城的韦氏家族都一蹶不振，随战乱落籍异乡，在各地开枝散叶。如今西安保留了杜曲的地名，当地却已无京兆杜氏，偶有几户杜氏人家，也是从周边县市迁来杜曲。

汉唐京兆杜氏的千年风华已成往事，而杜氏留给文明的记忆已成永恒，他们那一份家与国的情怀，亦为永恒。

　　天下有道，无急患，则曰静，遽传不用。故曰："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攻击不休，相守数年不已，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归。故曰："戎马生于郊。" 　　天下太平，没有急难祸患，就叫做静。传递紧急公文的车马都不用了，所以《老子》说：“歇下奔跑的马，用来运肥耕田。”天下不太平，战争频繁，相互防备着多年都不停止，将士的盔甲上都长出了虱子，燕雀在军帐上都筑起了窝，而军队依然不能够返回。所以《老子》说：“战马在郊外产下马驹。”

　　翟人有献丰狐、玄豹之皮于晋文公。文公受客皮而叹曰："此以皮之美自为罪。"夫治国者以名号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与地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 　　有个翟人把大狐狸、黑豹的皮进献给晋文公。文公接受客人的兽皮后感叹道：“狐豹因为皮毛美丽就给自己带来了灾祸。”国君因为名号而带来祸害的，徐偃王就属于这种情况；因城池与土地造成祸害的，虞国、虢国就事这样。所以《老子》说：“罪过中没有比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更大的了。”

　　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赵不已，韩、魏反之，军败晋阳，身死高梁之东，遂卒被分，漆其首以为溲器。故曰："祸莫大于不知足。" 　　智伯兼并范氏、中行氏后，又不停地进攻赵氏，韩、魏两家就背叛智伯反过来进攻它，智伯的军队在晋阳战败，智伯死在高梁东边，他的封地最终被赵、魏、韩瓜分，他的头骨被涂漆后用作饮器。所以《老子》说：“祸患中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了。”

　　虞君欲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不听宫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惨于欲得。" 　　虞国君主贪图晋国屈地产出的良马和垂棘出的壁玉，不听宫之奇的劝谏，所以导致自己的国家灭亡，自己也因此而亡。所以《老子》说：“过失中没有比贪欲更惨痛的了。”

　　邦以存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可也。不以欲自害，则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为足矣。" 　　国家把生存作为根本，称霸称王也就有了可能；身体以生命为根本，富裕尊贵也就有了可能。不用贪欲来危害自身，那国家就不会灭亡，自身就不会死亡。所以《老子》说：“知道满足才是真正的满足。”

　　楚庄王既胜，狩于河雍，归而赏孙叔敖。孙叔敖请汉间之地，沙石之处。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唯孙叔敖独在。此不以其邦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绝。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世世不辍。"孙叔敖之谓也。 　　楚庄王救郑获胜后，在河雍地带打败晋国，回国后赏赐孙叔敖。孙叔敖请求汉水附近的一块贫瘠的土地。楚国的法律，享受奉禄的大臣，到第二代就要收回封地，只有孙叔敖的封地独存。他的封地不被收回的原因，是因为土地贫瘠，所以子孙后代仍旧能享有这块封地。所以《老子》说：“善于树立的就拔不掉，善于抱持的就脱不开，子孙因为善守封地而代代香火不绝。”说的就是孙叔效这种情况。

　　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故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故曰："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也"。邦者，人君之辎重也。主父生传其邦，此离其辎重者也，故虽有代、云中之乐，超然已无赵矣。主父，万乘之主，而以身轻于天下。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轻则失臣，躁则失君。"主父之谓也。 　　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叫做重，不离开君位叫做静。君权重就能役使臣下，君主静就能驾驭浮躁的群臣。所以《老子》说：“重是轻的根本，静是躁的主宰。”所以说：“君子整天走路，离不开载着行礼的车子。”国家即是君主的辎重。赵武灵王活着的时候就传位给儿子，这就是离开了他的“辐重”，所以虽然有代和云中之地的乐事，却轻易地失掉了赵国。武灵王是大国君主，却让自己被天下人所轻视。失去权势叫做轻，离开君位叫做躁，因此他被囚禁，被活活饿死了。所以《老子》说：“轻，就会失去臣下；躁，就会丢掉君位。”说的就是赵武灵王这类情况。

　　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矣。简公失之于田成，晋公失之于六卿，而上亡身死。故曰："鱼不可脱于深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君见赏，臣则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人君见赏，则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权势是君主的深潭。君主的权势一旦落到了臣下的手中，失去后就不可能再得到了。齐简公权势落到田成子手中，晋国君权落到六卿手中，最终国破身死。所以《老子》说：“鱼不可以脱离深渊。”赏罚是国家的锐利武器，握在君主手中就能控制臣下，握在医下手中就能制服君主。君主表示要行赏，臣子就扣除一部分用作自己的私赏；君主表示要行罚，臣子就加重刑罚来焙耀私人威风。君主表示要行赏，而臣子利用了他的权势；君主表示要行罚，而臣子凭借了他的威风。所以《老子》说：“国家的锐利武器，不可以拿给别人观看。”

　　越王入宦于吴，而观之伐齐以弊吴。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故可制于五湖。故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晋献公将欲袭虞，遗之以璧马；知伯将袭仇由，遗之以广车。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是谓微明"。处小弱而重自卑，谓"损弱胜强也。" 　　越王勾践去到吴国做吴王的奴仆，却示意吴王北上攻打齐国，以便削弱吴国。吴军已在艾陵战胜了齐军，势力扩张到长江、济水流域，又在黄池盟会上逞强，由于出兵在外，久战力衰，所以才会在太湖地区被越国制服。所以《老子》说；“想要缩小它，就必须暂时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须暂时让它强大。”晋献公想要偷袭虞国，就先将宝玉良马赠送给虞君；智伯准备袭击仇由，就先将载着大钟的广车赠送给他们。所以《老子》说：“想要夺取它，必须暂且给与它。”不露形迹地开始行动，求得在天下获取大功，“这就叫微妙的明智。”处在弱小地位而能注重自行谦卑克制，说的是“弱能胜强”的道理。

　　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故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欲制物者于其细也。故曰："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步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病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焉。 　　有形体的东西，大的必定从小的发展起来；历时经久的事物，数量多的一定是由数量少发展而来。所以《老子》说：“天下的难事必定开始于简易，天下的大事必定开始于微细。”因此要想控制事物，就要从微细时着手。所以《老子》说：“解决难题要从易处着手，想干大事要从小处着手。”千丈长堤，因为楼蚁营窟而导致溃决；百尺高屋，因为烟囱漏火而导致焚毁。所以说：白圭巡视长堤时堵塞小洞，老人谨防跑火而涂封缝隙，因此白圭没有水灾，老人没有火灾。这些都是谨慎地对待容易的事来避免难事发生，郑重地对待细小的漏洞以避开大锅临头。扁鹊拜见蔡桓公，站了一会儿，扁鹊说：“您有病在表皮上，不治怕会加深。”桓公说：“医生喜欢医治没病的人来作为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公说：“您的病到肌肤了，不治就会进一步加深了。”桓侯不理睬。扁鹊走了。桓侯再次表示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侯说：“您的病到了肠胃，不治会更加厉害。”桓侯再次不予理睬。扁鹊走了。桓侯再次表示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看见桓侯转身就跑，桓侯特意派人问他。扁鹊说：“病在表皮，药物熏敷可以治好；在肌肤，针灸可以治好，在肠胃，清热的汤药可以治好；在骨髓，属于主宰生命之神管辖的范围，没有办法了。现在君主病入骨髓，因此我就不再求见了。”过了五天，桓侯身体疼痛，派人找扁鹊，扁鹊已逃往秦国了。于是桓侯死了。所以良医治病，趁它还在表皮就加以治疗，这都是为了抢在事情细小的时候及早处理。事情的祸福也有刚露苗头的时候，所以圣人能够及早加以处理。

　　昔晋公子重耳出亡，过郑，郑君不礼。叔瞻谏曰："此贤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积德。"郑君不听。叔瞻又谏曰："不厚待之，不若杀之，无令有后患。"郑君又不听。及公子返晋邦，举兵伐郑，大破之，取八城焉。晋献公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而伐虢，大夫宫之奇谏曰："不可。脣亡而齿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晋灭虢，明日虞必随之亡。"虞君不听，受其璧而假之道。晋已取虢，还，反灭虞。此二臣者皆争于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则叔瞻、宫之奇亦虞、虢之扁鹊也，而二君不听，故郑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谋也。" 　　从前晋公子重耳出外流亡，路过郑国，郑国君主不以礼相待。叔瞻劝说道：“这是一位贤德的公子，您好好待他，可以借此积下您的恩德。”郑君不听从。叔瞻又劝说道：“不好好待他，不如将他杀了，不要让他日后给我们带来祸患。”郑君又不听从。等到重耳返回晋国，起兵伐郑，大败郑国，夺取了郑国的八座城。晋献公用垂棘的宝玉相赠来向虞国借路去攻打掳国，大夫宫之奇劝说道：“不可借路。唇亡而齿寒，虞国、虢国互相救援，不是互相施受恩惠。如果今天晋国灭掉了虢国，明天虞国必定会跟着灭亡。”虞君不听，接受晋国宝玉，借给晋军道路。晋在攻取虢后，返回路上就灭掉了虞国。这两位臣子都抢在祸害刚露苗头时就想出了办法，但两位君主都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所以郑国因此战败了，虞国因此灭亡了。所以《老子》说：“事情安定时容易维持，事情的征兆还没有显露时容易想法处理。”

　　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砲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 　　从前商纣制作了象牙筷子，箕子非常担忧，认为使用象牙筷子一定不会在陶制器皿里使用，一定会配合使用犀牛角杯或玉杯；象筷玉杯一定不会用于吃豆类食品熬的浓汤，一定要去吃牦牛、大象、豹子的幼体；吃牦牛、大象、豹子的幼体就一定不会穿粗布短衣，不会在茅屋下面食用，就一定要穿多层的织锦衣服，住在宽敞房屋和高台。箕子害怕出现这样的结果，所以对这样的开端感到恐惧。过了五年，商纣王摆设肉林，建炮烙之刑，登上酒糟山，俯临酒池，他最终因此灭亡。因此箕子看见象牙筷子就预感到了天下的祸害。所以《老子》说：“能够看到事物的萌芽状态，就叫做明。”

　　勾践入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故能杀夫差于姑苏。文王见詈于王门，颜色不变，而武王擒纣于牧野。故曰："守柔曰强。"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圣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无病也。" 　　勾践到吴国服贱役，亲自拿着兵器做吴王的前驱，所以能在吴国的国都姑苏城杀死夫差。文王在玉门受到辱骂，面不改色，结果武王在牧野捉住了纣王。所以《老子》说：“能够保持柔弱即是刚强。”越王勾践能够成就霸业，并不因为担任贱役而苦恼；周武王据有天下，并不因为当初父亲被骂为苦恼。所以《老子》说：“圣人之所以不苦恼，是因为他不把那些事情看作苦恼，所以就不觉得不苦恼。”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献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宝也，宜为君子器，不宜为细人用。"子罕曰："尔以玉为宝，我以不受子玉为宝。"是以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 　　宋国有个乡下人得到一块玉璞，然后把它进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乡下人说：“这是宝玉，应该作为您的器物，不应被小人使用。”子罕说：“你把玉看成宝，我把不接受你的玉看成宝。”这即是乡下人想要玉，而子罕不想要玉。所以《老子》说：“把没有欲望当作欲望，不要把难得的财物看得贵重。”

　　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冯曰："事者，为也；为生于时，知者无常事。书者，言也；言生于知，知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之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箧。此世之所过也，而王寿复之，是学不学也。故曰："学不学，复归众人之所过也。" 　　王寿正背着书走路，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碰到了徐冯。徐冯说：“事情是人做出来的，人的行为产生于当时的需要，聪明的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做事方法。书本是记载言论的，言论产生于认识，明达的人是不藏书的。现在你为什么偏要背着书本走路呢？”于是王寿烧了他的书并高兴得手舞足蹈。所以有才智的人不用空言说教，聪明的人不用藏书箱子。不说教、不藏书是世人所指责的，而王寿重复了这样的做法，这是把不学习作为学习了。所以《老子》说：“把不学习作为学习，重新走上众人认为错误的道路。”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导之。因随物之容，故静则建乎德，动则顺乎道。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资而载一人之身，不随道理之数而学一人之智，此皆一叶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丰年大禾，臧获不能恶也。以一人之力，则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故曰："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 　　万物都有常态，应该因势利导。由于顺应了万物的常态，所以静止的时候能保持本性，活动的时候能顺应规律。有个宋国人，为他的君主用象牙雕刻褚叶，三年刻成了。它的宽狭、筋脉、绒毛、色泽，即使是混杂在真的楮叶中也不能辨别出来。这个人因为这一功劳而在宋国当了官。列子听到后说；“假使自然界要经过三年才长成一片叶子，那么有叶子的东西也就太少了！”所以不依靠自然条件而仅凭一个人的本事，不顺应自然法则而表现一个人的智巧，那就都是用三年时间雕刻一片叶子的行为了。所以冬天里种出的庄稼，后援也不能使它多产；丰年里旺盛的庄稼，奴仆也不能使它枯败。仅凭一人力量，就是后稷也将难以成事；顺应自然规律，就是奴仆也会成事有余。所以《老子》说：“仰仗万物自然而然地发展而不敢勉强去做。”

　　空窍者，神明之户牖也。耳目竭于声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无主。中无主，则祸福虽如丘山，无从识之。故曰："不出于户，可以知天下；不窥于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离其实也。 　　人的五官是精神的门窗。听力和视力全花在声色上，精神尽耗在外貌上，所以内心就没有主宰。内心没有主宰，祸福即使像山丘那么明显，也无从认识它。所以《老子》说：“不出门户，可以知道天下的事情；不从窗口向外张望，可以知道自然的规律。”这是说精神不要离开自身形体。

　　赵襄主学御于王子于期，俄而与于期逐，三易马而三后。襄主曰："子之教我御，术未尽也？"对曰："术已尽，用之则过也。凡御之所贵：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今君后则欲逮臣，先则恐逮于臣。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此君之所以后也。" 　　赵襄子向王子于期学习驾驭车马的技巧，不久和于期赛马，两人换了三次马而赵襄子三次都落后了。襄子说：“您教我驾马，技巧没有全教给我吧？”于期回答说：“技巧已全部教给您了，但您在使用时还有错误。驾驭车马应重视的，是要让马的身体在车子里感到安适，人的注意力和马的动作相协调，然后才能够奔得快，跑得远。现在您落在后面，就想赶上我；跑到前面，又怕被我赶上。引导马作远程赛跑，不是领先，就是落后；不管您是在前还是在后，注意力都在我身上，还怎么能和马协调一致呢？这就是您落后的原因。”

　　白公胜虑乱，罢朝，倒杖而策锐贯颐，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郑人闻之曰："颐之忘，将何不忘哉！"故曰："其出弥远者，其智弥少。"此言智周乎远，则所遗在近也。是以圣人无常行也。能并智，故曰："不行而知。"能并视，故曰："不见而明。"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故曰："不为而成。" 　　白公胜策划政变，朝会结束后，他倒拿着马鞭，因而鞭杆上的尖针刺穿了脸颊，他连血流到地上都不觉察。郑人听到后说：“脸颊都忘记了，还有什么不会忘记呀！”所以《老子》说：“人们外出越远，知道的反而越少。”这是说思想围着远事转，就会丢掉眼前的事情。因此圣人没有恒定如一的行为。能够同时考虑远近事情，所以《老子》说“不行动就全知道了”。能同时看到远近各处，所以说“没看到就清楚了”。根据时机来办事，依靠条件来立功，利用万物的特性而在此基础上获利，所以说“不去做就成功了”。

　　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谷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楚庄王执政三年，没有发布过任何命令，没有处理过政事。右司马侍座，用隐语对庄王说：“有一只鸟栖息在南边的土丘上，三年不展翅，不飞不鸣。默然无声，这鸟该怎么称呼？”庄王说：“三年不展翅，是用来长羽翼的；不飞不鸣，是用来观察民众的习惯。虽然没有起飞，一飞必定冲天；虽然没有鸣叫，一鸣必定惊人。您别管了吧，我已经知道了。”过了半年，庄王就亲自处理政事了。废掉的事情有十件，兴办的事情有九件，诛杀了五个大臣，进用了六个处士，结果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起兵伐齐，在徐州打败了齐国，在河雍战胜了晋军，在宋地会合诸侯，于是称霸天下。庄王不让小事妨碍自己的长处，因而能有大名；不过早表露出来，因而能有大功。所以《老子》说：“大器晚成，大音稀声。”

　　楚庄王欲伐越，杜子谏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乱兵弱。"庄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跷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子夏见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对曰："战胜，故肥也。"曾子曰："何谓也？"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之，两者战于胸中，未知胜负，故癯。今先王之义胜，故肥。"是以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强。" 　　楚庄王想攻打越国，杜子进谏说：“大王攻打越国，为的什么？”楚王说：“越国政乱兵弱。”杜子说：“愚臣很为此事担忧。智慧好比眼睛，能看见百步以外的东西，却不能看见自己的眼睫毛。大王您的军队曾被秦、晋打败，丧失了数百里的土地，这是兵弱；庄{足乔}在境内造反，官府却不能加以禁止，这是政乱。大王兵弱政乱，并不在越国之下，反而想去攻打越国，这就是智慧如同眼睛，见远不见近啊。”庄王就停止了行动。所以了解事物的困难，不在于看清别人，而在于看清自己。所以《老子》说：“能自己认识自己就叫做明。”子夏碰到了曾子，曾子说：“你怎么胖了？”子夏回答说：“思想斗争胜利了，所以胖了。”曾子说：“这话怎么讲？”子夏说：“我在家里学习先王的道理，总会非常敬仰，出门后看见富贵的乐事又总会十分羡慕，这两种情绪在心里发生了斗争，弄不清谁胜谁负，所以瘦了。现在先王的道理终于取胜了，所以胖了。”因此立志的困难，不在于胜过别人，而在于战胜自己。所以《老子》说：“能够战胜自我，就叫做强。”

　　周有玉版，纣令胶鬲索之，文王不予；费仲来求，因予之。是胶鬲贤而费仲无道也。周恶贤者之得志也，故予费仲。文王举太公于渭滨者，贵之也；而资费仲玉版者，是爱之也。故曰："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是谓要妙。" 　　周人拥有一块玉版，殷纣王派胶鬲前去索取，文王不给他；费仲前去索求，文王就给了。这是因为胶高贤达而费仲不讲道理。周人讨厌贤人在殷朝得志，所以给了费仲。周文王在渭水边提拔了太公，那是尊重他；而把玉版提供给费仲，却是看中他得志后可以扰乱殷纣。所以《老子》说：“假如不尊重他的老师，不爱惜可资利用的条件，尽管聪明，终是大糊涂，这就叫做奥妙。”

　　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所谓贵者，无法而擅行，操国柄而便私者也。所谓威者，擅权势而轻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势，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无一人。虎豹之所以能胜人执百兽者，以其爪牙也，当使虎豹失其爪牙，则人必制之矣。今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类也。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简公失其爪牙于田常，而不蚤夺之，故身死国亡。今无术之主皆明知宋、简之过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类者也。 　　君主之所以会遇到身危国死的情况，是因为大臣过分显贵，近侍过分逞威。所谓显贵，就是无视法令而独断专行，掌握国家大权来谋取私利。所谓逞威，就是独揽权势而为所欲为。对这两种人，不能不加以明察。马之所以能负重拉车达到远方，凭的是肌肉力量。大、中国家的君主之所以能统治天下讨伐诸侯，凭的是威势；威势也就是君主的筋骨。如今大臣得势，亲信擅权，即是君主失去了威力；君主失去威力而仍能保有国家的，一千个人中也没有一个。虎豹之所以能胜人以及擒拿其他各种野兽，靠的是它的尖爪利牙，假使去掉尖爪利牙，人就一定能制服它了。现在，权势就是君主的尖爪利牙，要是统治别人而丢失权势，便同虎豹去掉尖爪利牙一样。宋桓公把他的“爪牙”丢给了子罕，齐简公把他的“爪牙”丢给了田常，又没有早早夺回来，最终导致身死国亡。现在不懂得法术的君主都明知宋桓公、齐简公有过错，却不能觉察他们失误的根源，是不懂得君主失去权势跟虎豹失去爪牙两事相类。

　　且法术之士与当涂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大臣、左右权势息，则人主之道明矣。今则不然，其当涂之臣得势擅事以环其私，左右近习朋党比周以制疏远，则法述之士奚时得进用，人主奚时得论裁？故有术不必用，而势不两立。法述之士焉得无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议，而背左右之讼，独合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进说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贤能之士进，则私门之请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禄，有能者处大官，则私剑之士安得无离于私勇而疾距敌，游宦之士焉得无挠于私门而务于清洁矣？此所以聚贤能之士，而散私门之属也。今近习者不必智，人主之于人也或有所知而听之，入因与近习论其言，听近习而不计其智，是与愚论智也。其当涂者不必贤，人主之于人或有所贤而礼之，入因与当途者论其行，听其言而不用贤，是与不肖论贤也。故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奚时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昔关龙逄说桀而伤其四肢，王子比干谏纣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诛于属镂。此三子者，为人臣非不忠，而说非不当也，然不免于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贤智之言，而蔽于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术之士，听愚不肖之臣，则贤智之士孰敢当三子之危而进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乱也。 　　况且，法术之士与当权大臣是互不相容的。何以证明？君主如能任用法术之士，大臣就不能专制独断，近侍也不敢卖弄威势；大臣和近侍的权势消除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得以体现。现在却不这样。那些当权大臣掌握权柄、把持政务来营求私利，左右亲信结成朋党、紧密勾结来挟制关系疏远的人，那么法术之士何时能得到选拔任用，君主何时能加以论断裁决？所以，法术主张不一定被采用，又与权臣势不两立，主张法术的人怎能没有危险？所以，做君主的如果不能排除大臣的议论，摒弃左右的诬告，独自作出符合原则的判断，那么法术之士哪能冒死亡的危险而向君主进说呢？这是国家得不到治理的症结所在。英明的君主，按照功劳封爵赏禄，衡量才能进官任事。选拔的人必定有好的品德；任用的人必定有优秀才干，贤能的人得以进用，私门的请托就行不通了。有功劳的人得到优厚的俸禄，有能力的人处在重要职位上，那么寄养在私门的侠士怎么能不抛掉私勇而去奋力抵抗敌人，靠游说谋官的人又怎么能不离开私门而务求保持高风亮节呢？这就是聚集贤能人才而离散私门党徒的途径。现在的情形是：君主近侍不一定有智慧；而君主对于某人，有时欣赏他的智慧而听取了他的意见，回头又同近侍谈论来者的言论。听信近侍的话，却不先衡量一下他的智力水平，这就成了同愚蠢的人论定有智慧的人。当权的人不一定贤良；而君主对于某人，有时欣赏他的贤良而加以礼遇，回头又同当权的人论定来者的品行。听信当权者的话，而不用贤良的人，这就成了同无德无才的人论定有德有才的人。所以有智慧的人，其主张倒要由愚蠢的人来决断；有德有才的人，其品行倒要由无德无才的人来衡量。这样一来，品德好、有智慧的人便没有机会得到任用，而君主的眼睛就被蒙住了。过去关龙逢劝说夏桀，结果四肢都被肢解了；王子比干劝谏商封，结果心脏都被剖开了；伍子胥忠诚吴王夫差，结果死于属楼剑下。这三个人，做臣子不是不忠，建议不是不恰当，但是最终不免于死亡的祸患，原因就在君主不明察贤士和智者的主张，而受蠢才和恶人的蒙蔽。现在，君主如果不肯任用法术之士，而要听从没有智慧、没有德才的臣子的话，那么品德好、智慧高的法术之士，谁还敢冒着关龙逄、比干、伍子胥三个人那样的危险，去进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呢？这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则法必严以重之。夫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如是，则是无法也。 　　凡是国土广大、君主独尊的，自来都是因为法制严厉而可以在天下达到令行禁止的。因此作为君主在划分爵位、制定俸禄时。就必须严格执行重法原则。国家太平，民众就安定；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法制严厉符合人之常情。法禁松弛不符合社会实际。况且拼命出力．是民众固有的，他们的心理无非是想拼命出力去获得渴望的东西。而民众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是由君主一手控制着的。民众喜欢的是利禄，厌恶的是刑罚；君主掌握民众好此恶彼的心理来使用民力，政事的实际功效就不应该丧失了。既然如此，那么法禁松弛，政事有失，正是由于刑赏不当。君主治理民众不能掌握法度除恶务善。这样情形一旦出观。也就等于没有法制了。

　　故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有持以异为分，不可谓分；至于察君之分，独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故曰：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 　　所以根据国家治乱的原理，应把致力于区分刑赏作为当务之急。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哪位君主不实行一定的法令。然而结果却是存亡各异；君国灭亡，在于法令之中刑赏不分。进一层说，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哪位君主实行刑赏时是不加区分的。然而有的所谓“区分”，是拿了不同标准进行区分。实际上这并不能称为真正的区分。至于明察的君主的刑赏区分，则是按统一标准进行的区分。因此明君统治下的民众都重视法制畏惧禁令，既希望不要犯罪，又不敢妄自取赏。所以说：不等到用刑用赏。民众就都服服贴贴地做事了。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因此，那种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善于把禁止奸邪作为急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禁止奸邪的法律是和人情息息相通。和政理紧密相关的。既然如此，那么去掉那些不易觉察的奸邪行为要用什么方法呢？关键在于一定要使民众窥探彼此的隐情。那么又怎样使民众互相窥探呢？大致说来。也就是同里有罪连坐受罚罢了。假定禁令有牵连到自己的、从情理上看他们不得不相互监视，唯恐牵连到自己头上。不允许有奸心的人得到隐匿的机会，靠的是四下里有眼睛盯着。这样一来。民众自己就会谨慎小心而对别人进行监督。从而揭发坏人的隐秘。告奸的人免罪受常，有奸不报的人一定要连带受刑。如能这样，各种各样的奸人就被揭发出来了。连细小的奸邪行为都不容发生，是靠暗中告密和实行连坐所起的作用。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无数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 　　对法律整饬得极其严明的君主，依靠的是法律条文而不是一二人才。因此有办法的国家，毋需名扬四海。就能无敌于天下，国家得到治理，这都是是依靠法度的缘故。丧失主权的国家，让敌兵公开地在境内活动而不能予以防御机制止的原因，在于只凭一二人才而没有法术，自取灭亡，是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进攻别国，是法术的力量在起作用。所以在有办法的国家里。总是排斥空谈而仟用法术。

　　凡畸功之循约者虽知，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是以刑赏惑乎贰。所谓循约难知者，奸功也。臣过之难见者，失根也。循理不见虚功，度情诡乎奸根，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是以虚士立名于内，而谈者为略于外，故愚、怯、勇、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罚不加乎僇人。如此，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务不与事相得，则法安得无失，而刑安得无烦？是以赏罚扰乱，邦道差误，刑赏之不分白也。 　　凡属和有关条例存关奈例曲相附会的虚功是难以识破的，凡属经花言巧语掩饰的错误是难以发现的；因此。刑赏易为表里不一的情况所惑乱。所谓依据条例而难以识别的功勋。就是奸功；臣下那些难以发现的过失，就是失根。依据条例则不能发现虚功．仪依常情判断就发现不了奸情。这样一来。刑罚和赏赐怎能不双双产生差错呢？因此，徒有虚名的功臣在闰内捞得声誉，夸夸其谈的说客在国外巧取私利，结果愚妄、怯懦、暴庆、巧诈的种种人物串通一气，用虚无的道理迎合世俗、取悦社会。所以那些国法得不到执行，而罪不容诛的犯人得以逃脱刑罚的制裁。这样的话，刑罚和奖赏怎么会不发牛歧异？事实本来摆在面前，但按常理推断却失去了正确度量。度量发生差错，并不是法度造成的；尽管法制业已明定，但依靠的却是私智。放弃法制而依靠智慧，那么接受任务的官员怎能把握要领？事务要领与事务本身统一不起来。那么法令哪能不出差错，而刑罚又哪能不趋烦乱？因此，赏罚混乱不堪，国法错误百出，是由于刑赏区分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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