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归来认此身

曾

志

回

忆

录

书摘（三）

本篇推送书摘范围为第十章~第十四章

书摘（一）：《曾志回忆录》读书摘抄（一）

书摘（二）：《曾志回忆录》读书摘抄（二）

第十章：宝塔山下

见到毛主席百感交集

主席颇解人意地静静听我讲完，然后点点头说：很好，你有了实际工作经验，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之后，就可以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自己才可能有真正的提高——实践、理论、经验总结，再上升到理论.所以这种学习是很重要的.

如此看来，我应当要求多学一些时日，于是我说：“主席，我打算在马列学院学一年。”不料毛主席说：学理论一年不够，最好学它三年，至少要学两年.学马列要精通它，要学会运用，要多读些经典著作，而且要用心精读。主席说，我这书架上有不少马列主义理论书，你随时可以来拿。

吃晩饭时，主席说：以后，你星期日就来我这里吃饭。我不假思索地马上说：“那好啊，来吃一顿好的！“主席一所，愣了愣，立刻笑了：“哦，吃好的，吃好的.”我这么说当时就后悔了，主席与全体将士同甘苦，共患难，军装上打着补丁，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我这么说太不合适了.其实我也不是真想吃香喝辣，只是一到主席面前就不由地变成了大小孩，不由地变得调皮了。饭菜端上来了，大米、小米加土豆的三合饭，一碗白菜，一碗豆芽（豆芽带着许多壳子，很老了），只有那碗烧土豆里有几片薄薄的肉。据我后来的观察，主席的伙食，比王明他们差多了。王明的伙食是鸡鸭肉不断、色香味俱全的。

这些年读到一些回忆文章，说主席对党内同志一般并不迎送，这事我不敢妄加评判I但至少对我，主席是时有迎送的。延安时期是这样（那时我们常见主席），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我去中南海看望他，辞别时，他也会一直送到勤政殿外，看着我登车而去。我以为，主席那时很平易近人，我们也只把他当做一位可尊敬的领导和可亲近的师长，是与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人。至于后来毛主席慢慢被人高高捧到了天上，当做偶像一样供奉朝拜起来，由“人”变成了“神”，“一言堂”代替了党内民主，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自然是令人扼腕叹息的！

吃饭时，主席才将江青叫过来。关于主席与江青结婚的事，我在上海时就听说了。我当时十分疑惑，像主席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怎么会与上海滩这位声名狼藉的明星结合呢？她与贺子珍是两路人，而子珍才真正是我们自己的人啊！不理解，怎么又能理解！所以谈话时我不愿听到江青的名字，更不好去问贺子珍的情况。

江青走了过来。我在上海时看过她的戏剧广告，几乎有房子一面墙那么巨大。广告上的江青还是蛮漂亮的，但这会儿，我却实在看不出她有什么漂亮，也许是烛光太暗淡的缘故。她高高的个子，穿着臃肿的灰棉服,样子不显年轻，却在胸前吊着两根姑娘式的长辫子，只是她的一双眼睛还算明媚动人。不知为什么，她整个人显得软绵绵、懒洋洋的，不大多说话,对我谈不上热情，也谈不上不热情，也就是客客气气的吧。

我们三人一起吃饭，延安没什么好东西吃，我至今记得那盘豆芽菜，不去皮白水煮煮就那么端上来了。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我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我不好再留,就说：“天晚了，我该回去了。”主席说：“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就上我这里来，在我这儿吃饭。我有很多书，愿看哪本就拿去，看完后再来换。”我傻呼呼地说：“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主席收住了微笑，显得有点尴尬。我自知失言，后悔莫及。也真是的，主席这里只有粗茶淡饭,哪里谈得上什么会餐啊！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睡的是木板搭的床，枕的是养麦壳枕头。主席在穿着上也很不讲究，只在见外宾时才换上皮鞋,一般穿布鞋旧衣。有一次我去看望他，都六月份了，主席还穿条破旧的有几个洞洞的毛裤，我问：“这么热还穿毛裤，是不是腿有毛病？”“腿没毛病，只因块头大，买不到现成的线裤。”“那江青不会给你订做吗？我生活上的事她从不关心。”“那我在广州针织厂帮你订做两套好吗？"好呀,那就麻烦你了，我有稿费，我自己出钱于是我给主席订做了两套线衣线裤。在家里，主席总爱穿毛巾睡衣，那件睡衣不知穿了多少年，磨得又旧又薄了，还打了补丁。

江青在生活上很忽视主席，但主席对江青却是关怀备至。江青患子宫原位癌，在苏联做了放射治疗,主席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在广州，主席总是将自己的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到较小较差的三号楼去住，将自己身边最喜爱的四个警卫人员派去照顾江青。他还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他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所以，江青虽然只是个秘书职务，但无论到哪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有一年，主席要我替江青买块表，他说：“江青跟我这么多年没有一块好表，她向我要块表，你在外面给她买一个，我出钱。”后来我托人到香港买了块金壳劳力士坤表，送给了江青。

我老惦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主席竟主动地说起了她。主席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铁箱子里。”沉默稍许，主席又说：“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长征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的毛毛，部队出发时，孩子站在路边送行，那时毛毛才四岁，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主席谈起贺子珍，谈起毛毛,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伤感，这伤感，过去我从未在主席身上发现过,以前看到的都是欢天喜地的大丈夫气概。

他还告诉我，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从领导岗位上被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主席说：“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我相信主席讲的都是心里话.在毛与贺的分离上，人们总是指责毛，连我也认为主席未免太负心。那天听了他的一席肺腑之言，才贖觉到他也有难言的苦衷。

......

子珍是江西人，江西的领导同志对她很好，所以她时常来南昌住一阵子.她的住所是一栋带一个小庭院的小洋房,比较陈旧了.见有来客，子珍迎到房门口，她一眼就认出了我:“你是曾志同志？接着既客气又热情地将我让到客厅,我端详着子珍，不到五十岁的人，却像个老妇了，花白的短发,瘦弱的身体，上身穿件洗褪了色的短绸褂子，下面是条黑色的半短裤，赤足拖双布鞋，手中拿一柄蒲扇。那年南昌酷热，宾馆是用大盆的冰块来降温,而她只能用凉水泼地以度三伏，所以客厅湿漉漉的，两脚像泡在水里。我不由得深深感叹，她和江青太不同了.江时髦娇贵，处处显示第一夫人的派头，而子珍却像市井贫妇一般地生活着，但她质朴、真诚、善良，而且还保留有几分的清秀。

见我来看她，她十分高兴，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个没完，都是她自己的零星家事，她说话有条有理，脑子也很清醒，每当提起毛泽东，她都毕恭毕敬地尊称为“毛主席”，不像流传的那样，说她有精神病。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子珍。回到山上我就去见毛泽东，我告诉她我去看望了子珍。“怎么样，她还好吧？”毛泽东关切地问，“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说话表情神态跟正常人一样，记性也很好，过去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极真挚地说广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你跟汪东兴同志讲一下，乘江青还没上山之前，将贺子珍接来，晚上两点,当XX值班时再来。”我将毛泽东所嘱之事告诉了汪东兴。陶铸说：“这件事若是让江青知道了，那还了得呀！”所以后来怎样进行的我就再没有介入了。近来才知晓，是朱旦华和水静同志陪子珍上山会毛泽东的。事后我问主席，久别重逢的感觉如何？毛泽东叹息着摇摇头说：“大失所望！看来她的精神还是不正常，我吃安眠药，她一把抢过去，说是有人放了毒,唉！”这次之后，主席就再也没有见过贺子珍了。

一九六五年，我去上海治病，看过子珍多次，她也来过我住地几次，讲了很多往事和心里话，记得最深刻的，是她坦言主席不该这样去对待彭德怀，可见子珍思考是健全的，有独立见解，政治水平不低，从这点看她不像有精神病。“四人帮”倒台后，子珍来北京住了一段，我去机场接她；回上海时我又去送了她。不管怎样，我与子珍是风雨同舟的战友，我同情她，更尊敬她！

“抢救运动”搞“车轮战”伤及无辜

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要求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査,然而在审干中却一度出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记得那是在整风后期,忽然从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那里传来了一股“抢救失足者”的阴风。

一九四二年初，新组建的党校开学，我调党校一部学习。有天晚上，搭起了台子，架着好几盏汽灯，我们都去听了“失足青年”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有位青年姓张，二十岁左右，在台上大讲他怎样被国民党利用，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带着任务来到延安混入革命队伍，讲得有鼻子有眼。还有一位姓徐的女青年，大约还不到二十岁，她说她也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也是打进革命队伍来搞破坏的，她边讲边哭，并大喊大叫说要挖掉国民党特务的眼睛，要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喝他们的血.看到台上的报告人声泪俱下、痛不欲生的样子，我们也都情绪激昂，信以为真。

以后，这样的会隔几天就要举行一次。之后我们以党小组为单位，每个学员都要报告个人的经历，再由小组全体学员背着报告人，进行分析研究,寻找疑点，然后在小组会上向报吿人提出质赃。如此反复多次才有可能得出结论。这样，经历简单的也要半个月才能过关，经历复杂些的，至少要一个月，认定有问题的，半年一年也结束不了.

没过多久，轮到我在小组里报告自己的经历了。我的经历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工农红军、苏维埃、游击队和根据地等公开环境里工作过，另一方面又在白区和国统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于是小组自然将我列为审查重点。我明白：我做地下工作时间长，环境极为复杂，经常要与社会各界人士来往，也难免要与国民党的人甚至特务打交道，所以，对我这段历史做严格审査是完全必要的，我不应该抱抵触情绪。我告诫自己：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不管如何逼供，都要讲真话，即使把我打死，也不能说半句不实之词。第二，态度要冷静，绝对不可与同志们对立，对别人的偏激与过火行为要谅解，要有受委屈与受皮肉之苦的思想准备.第三，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不会冤狂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是非曲直终会水落石出。

我从祖父母、父母亲与我小时候的家庭情况回忆起，一直说到来延安前在荆当远的工作，我一段一段交代.尽量具体、仔细，大概花了五六天才报告完.最初小组同志只是听，偶尔询问一两句，待我交代完了就让我休息了几天。他们则对我的报告进行研究、分析，提出疑点和问题。

一星期后，转入小组内的面对面责问，人问我答，许多事情都要反复询问，我也必须反复回答。我总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大家的提问，有则说有，无则说无，绝不信口开河。这样大约又是一个星期，他们没有从我身上“突破”什么，于是认定我厲于顽固不化分子.小组便集中火力对我实行遇供,仍无进展，又扩大为全支部都来逼供，还是车轮故，白天黑夜不让休息,每天都要搞到下半夜两三点，有时则要通宵。所提问题都是事先做过分工的，只要我的回答不合他们的意，就有人用手敲我脑袋，或把我像皮球那样推来推去，甚至揪头发踢腿。比较有“创意”的办法是把板発翻过来,逼我坐在一条凳脚上.他们认定我是因怕死从闽东苏区逃跑出来的.认定我在郭西北国民党第五战区做地下工作是特务活动，硬说三十三集团军兵站站长给我的名片是特务介绍信。连我在襄樊平林店被国民党便衣扣押又旋即释放的事也不相信，认为此事有重大嫌疑。有人甚至想通过整我.弄出材料，再去整陶铸（陶铸时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后又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管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

虽然我也被车轮战搞得疲惫不堪，晕头转向，但脑子再糊涂，有一条却是认准了的：绝对不说瞎话，无论别人怎样软硬兼施，武攻文诱，始终坚持记得就是记得，不记得就是不记得，没讲过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对我的这一态度，有的同志很恼火，他们对着我大喊大叫，骂我是吃屎的，历史比狗屎还臭，骂我不要脸，脸皮比城墙还厚。说别人受审査还掉泪，你却一滴眼泪没有.说我们这样气愤，你却还在笑，分明是死心塌地要跟大家作对！

其实,我有时笑一笑是因为实在忍不住。有的同志长期在军队里工作,过于缺乏社会常识，比如硬说火车只能跑平原，不能盘山行驶，比如硬不承认世上还有什么名片，一定要我承认名片就是特务证，等等。解释、辩白不通，只有一笑了之。我当时身体并不好，有突然晕倒的毛病。我最怕晕倒过去被别人说成耍死狗，到那个时候，他们再把我拖来拖去，我就非死不可了。所以我在被遥供时总是尽量控制情绪，一休息下来，又尽量想一些愉快的事，并抓紧时间唾觉，以便养精蓄锐，准备应付下一轮围斗.所以我终于坚持下来了，竟没有在会场上晕倒过一次。

全支部对我的车轮战没有取得他们希望的东西，又请了其他支部的精兵强将来助战，结果仍是一无所获。对我的车轮战整整进行了两个星期,他们认为我是死顽固，只好把我先放在一边了。

与叶群同住一室

这以后我倒轻松了，没有了车轮战，甚至没有人再来过问我，我便在一旁看着人家批斗和被批斗。

在党校一部，我与叶群两人同住一间平房。那时她与林彪结婚不久,但林彪已去了四川。她在另一支部接受审查，小组同志向她提问时，她又哭又闹，回到房间也总是哭哭啼啼。生活上她也弄得乱七八糟，吃饭的搪瓷缸子和筷子、汤匙，从来未见洗过，吃过饭就捲在那儿，下一顿再拿来装饭菜。学校的厕所很远，她说有病，不愿去，就在房间往洗脸盆里大小便。晚上或清晨有时也用盆碗接尿，然后顺手从门缝往外泼，弄得屋里屋外臭气烘烘。可气的是，有一次趁我不在，她竟在我的脸盆里撒了尿，我问起，她倒承认得很干脆：“是我尿的。”林彪寄给她的新白布，她撕碎打了草鞋，甚至还用新毛线打草鞋。她的行动显得很反常、很怪诞，我十分看不惯。林彪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个人呢？

五十年代，叶群常去广州，并在市教育局挂名工作了一段时间，与我接触较多。之后我们在北京、上海等地又多次见面。久而久之才感到此人并不简单。初识她的人，都以为她为人直爽，生活朴素，学习也很刻苦。例如她自学俄语时，请了个白俄保姆，天天用俄语对话，房间挂着俄语单词条子，口袋装着学习卡片，坐车、休息甚至上厕所都要念几句，给人一种孜孜不倦的印象。其实叶群这人善耍手腕，爱讲假话，很有心计，后来就连林彪也被她弄得服服帖帖，对她言听计从了。

“文革”开始，林彪地位上升，叶群的野心更大了。记得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时，我因是全国人大常委，发了上天安门城楼的票。她说，她是在人民大会堂楼顶上观看广场游行和群众晚会的。我问：你为什么不上天安门呢？她说：“还没到时候！”这句话，她是脱口而出的，但恰恰暴露了她的野心。

延安的审干一度“逼供信”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投井自杀、跳岩自杀、悬梁自杀事件，偏离了党中央审査干部的初衷。这些情况后来毛主席知道了，及时做了纠正，经中央决定，提出了审干“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的原则，这才慢慢扭转了局面。因我属于被审査对象,所以“九条方针”的文件从未学习过，至今不知其详。但我知道，我能活着度过这一关，靠的就是这“九条方针二因为，按过去中央苏区“肃反.的做法，我早就脑袋搬家了。有了中央的方针，党校一部的“逼供信”一度有所收敛.对叶群的审査不久也吿一段落了,她得到了比我更多的自由，星期天可以回家了。

我与叶群的家都在王家坪.她回家，我总让她去看看我的女儿.我最想念的就是女儿亮亮了。亮亮的大名叫肉斯亮，她爸爸起的.“斯亮”大概就是“这儿最光明”的意思，是纪念宝塔山下延安这块革命圣地的。

整风开始时，亮亮一岁多。我被审査前，每星期都回家，审査一开始便不许回家了。而此时陶铸又化装去晋西北进行敌后武工队的工作调査,需要第二年才能回来。家里的男保姆是个战士，三十多岁，对孩子算是有些感情，但管教方法不对。比如他去担水、打饭，就用绑带把亮亮的脚拴在床脚上.哭也由她，闹也由她，拉尿拉屎都由她。我怕女孩子穿开档裤不卫生，就让她穿实裆裤，孩子小，大小便有时会拉在身上，男保姆就用小板子打她的手心。裤子一脏就打，所以孩子很怕他。

有一天，叶群从王家坪回来吿诉我：亮亮病了，发了烧。我只好请求支部让我回去看一下，支部居然同意了。我回到家见女儿烧得迷迷糊糊,就急忙带她去看病，喂她吃药。第二天中午，我正陪女儿在床上休息，叶群进来了，说是支部要她来看看我、陪陪我的。以往我回家从没有什么人来陪我，显然是让她来监视我的，不外是怕我自杀，怕我找人串通.女儿退烧后我就回党校了.

此后，经支部批准，女儿每星期都可以来我身边过周末，周六下午由男保姆送来，周一接回去。女儿来，是我这一周的大事，每周六天一到傍晚，我总是早早坐在半山坡上焦急地等待女儿.我不眨眼地远远望着王家坪的渡口，眼看着保姆背着亮亮上了岸，然后让孩子下来走一段，又背一段。一到党校跟前，我便飞奔下山，亮亮也老远便叫,妈妈二我们母女俩那个高兴劲，那种幸福的感觉，真是笔墨难以描述。

第十一章：转战东北

当然，在那些并不稳固的游击区，敌人时来时往，群众有后顾之忧,也不勉强进行土改.

土改斗争的重点是发动贫雇农清査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财产。由于地主、富农特别是那些恶霸分子在运动中对群众有威胁利诱活动，因此有些知情的贫雇农，不敢大胆控诉、揭发，特别对自己的佃东和雇主，更是顾虑重重.从感情上说，他们是愿意参加斗争的，但又害怕地主、富农和恶霸的报复，其思想斗争无疑是十分激烈的.这个时候工作队和土改骨干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这些动摇的农民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引导，做他们的靠山。

这次运动从诉苦、算剥削账开始，査封粮食、挖底产，没收浮财，一直到划分阶级、分配土地，我们都紧紧依靠贫雇农，同时争取中农积极参加，一起民主讨论，民主评定。对于一些偏“左”或偏右违反政策的做法，也尽量通过启发教育加以引导，让群众通过学习政策自己纠正，在斗争中长见识、增才干。

“鼠疫”流行和“扫堂子”歪风

一九四七年秋季，我五地区和辽吉一些地区，鼠疫大流行。虽然是腺鼠疫，但发病后几天内也会死人，据说肺鼠疫更厉害，只消几小时人便会丧命。这次鼠疫流行，单单通辽县就死亡了几千人。巨大的恐怖像压城的黑云一样迅速笼罩了全辽吉、全东北，一时人心惶惶，如临世界末日。到后来，这种恐惧竟发展到人死了谁也不敢抬、不敢埋的地步，任由尸体腐烂，这就更加剧了鼠疫的扩散。

奈曼有一个小村子，得病的人很多，附近的人就把村子团团围住，不准他们出村，还在村子周围挖了一道人爬不上来的深沟，谁想过沟就开枪打谁，最后又向村子的屋顶上扔了许多着火的柴草，硬是把这个村子连房带人烧光了。

我们有位县委干部发现自己淋巴肿大，以为得了鼠疫，为了不传染别人，他把自己关了起来，静静地等死，因为他明白当地的医生根本没法对付鼠疫。过了好几天，发现并未恶化，知道不是鼠疫，才从屋里走出来，重新开始工作。

在鼠疫流行区，我们随时都有被传染的危险。老百姓对付鼠疫有个土办法：拿生鸦片土用水化开，用小竹签当针筒，蘸上鸦片水往肌肉里扎,据说此法也救了一些人。但只能往身上扎，而不能服用，因为生鸦片吃了要死人的。我在通辽到中旗路上的一个饭铺里见过一个老板娘，就是用这个办法治好的。她让我看她脖子和腋下的淋巴腺，一个个被竹签扎得像蜂窝一样，但生鸦片水扎进去，黄水慢慢流出来，黄水流干，病也好了。

后来，从苏联来了一个医疗队，带来了疫苗，我们都打了疫苗，死亡的威胁才减轻了。经过医疗队的治疗和预防，病人死亡率大大降低，疫情也很快被控制住了。

除了鼠疫，这年夏天还出现过霍乱。霍乱死亡率也很高，但由于有药品防治，所以没有发生大的流行。

鼠疫是通过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染的，在农村里，跳蚤是随处可见的寻常之物，简直无孔不入，防不胜防。而老鼠在东又出奇的多。有一天早晨，太阳刚出来，我在通辽附近的田野上走，视野所及，有成千上万只如松鼠般拖个大尾巴的黄灰色老鼠，一律脸朝东方，两只前脚时而举起，时而放下，像是在朝拜太阳。如此众多的数量，如此统一的举动，真是一大奇观.后来我发现，太阳将落山时，它们也要再这样演练一次，其中的缘故，却百思不得其解.

通辽一帯有个很坏的风俗:人死后，棺材只埋三分之二，而留一部分在地面上.这样，坟地就成了家狗和野狗的聚集地，它们扒开棺材拖出死尸，撕咬争抢，也没人去管。所以在通辽附近的山坡上到处可闻群狗的狂吠声，到处可见横七竖八的尸骨，这不免让过路人感到心惊胆颤、毛骨悚然。

我们的冬季攻势就是在这种特别困难、特别危险的环境里，经过東苦卓绝的努力取得胜利的.这次攻势，歼敌十五万多人，国民党军队已被我团团围困在沈阳及其外围不多的几个据点里，陆上交通和后勤补给基本切断，此役从根本上奠定了我军在东北的胜局。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为期整整三个月的冬季攻势宣告结束.

全国土地会议后，从北面刮来一股狂风，叫“扫堂子”也就是挖地主的底产，对地主实行精光政策，然后扫地出门.由于本村的贫雇农在本村“扫堂子”多有不便，因此还传过来一条经验：村屯之间交换着“扫”，即甲村到乙村“扫”，乙村到甲村“扫二这股风吹到五地区后，一些正在土改的地方也一阵风似地扫开“堂子”了:大队人马，坐上雪橇，赶着大车，到邻村的地主甚至富农家，挖地三尺，风卷残云，见什么享什么，杀猪宰羊几十上百人大吃大喝.地主、富农扫光了，只要有点钱的也“扫二挖不出底产或底产较少的，就把人抓走，日夜审问，往死里打。记得有个晚上一下就打死了九个人，县委书记都制止不住.

这种“扫堂子”的做法，极大地消耗和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财富，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实际上老实的贫雇农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吃得满嘴流油、抢金夺银的大多是那些游手好闲的“勇敢分子二而且，剥夺了地主、富农的起码生存条件并把人打得头破血流，遍体戮伤，也是脱离群众的.长此以往，原来热心于土改的贫雇农就有可能转向消极、观望，甚至转向可怜和同情地主，真所谓过犹不及。所以“扫堂子”是十分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幸好这股风在我们地区只刮了七八天，就被东北局和省委制止了，因此，对五地区彩响及危害都不算很大。

现在，沈阳解放了，整个城市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工人阶级成了这里的主人翁。发动起群众来自然是不成问题的，但如何使停工和半停工的工厂恢复生产，如何改变“缺吃少穿”的困难局面，使群众能安然度过这个已经到来的冬天，却是一件劳心费神的事。对我来讲又是一件从未接触过的全新工作。

当时沈阳已成立了军管会，发布了许多命令和政策。全市范围内接收公共机关、接管工厂企业、清查物资财产、登记审査旧职人员等工作正在全面展开，任务重且时间紧，需投入大量干部力量，现有的人手已明显不足，所以不可能再为我这一摊子配备多少人。

我面临的困难确实不少，好在陈云担任了沈阳市军管会主任，他是工人出身，又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具有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我想:反正遇事可以多请示陈云，没什么好怕的。这样我便大胆干开了。

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好职工的生活，这是发动群众的前提。国民党占领沈阳三年，广大工人、城市居民的生活贫困到了极点。我们看到工人们买不到像样的粮食，吃的是豆饼渣和麦缺子。已是初冬季节了,却没有足够的燃料可以烧饭取暖。一个“饥”、一个“寒”，成了套在人们头上的两个紧箍咒，全城人心浮动，惶惶不知所终。我们决心迅速解决粮食和燃料问题，最好还能给工人兄弟们解决一些生活费。

陈云对我们的意见很重视，立即让军管会从各地紧急调运了大批粮食和煤炭，供应沈阳的工人、职工和城市居民，沈阳解放的第五天，军管会又给每个工人发了十万元旧币。由于旧币不值钱，之后又改为按工人和职工的原有等级标准，发放大米，每人八十斤至四百斤不等。吃的、烧的有了保证，工人和职工的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参加新沈阳恢复工作的积极性陡然高涨了。

接下来，我们便着手接管工厂企业。在解放沈阳之前，我党就通过地下工作渠道和别的渠道向全市工厂企业的职工进行了反复的政策宣传，号召工人阶级和职工积极保护工厂，严格监督老板和经理，不准他们转移和破坏机器设备，不准他们抽走工厂资金，不准他们开除、辞退工人。事实证明，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工作是十分必要也是极其有效的。沈阳解放后,经我们检查，各工厂的机器设备基本是完好的，虽然许多工厂停工或半停工了，但工人和职员仍能坚守工厂，不像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被苏军搬走了许多机器设备和重要物资。

所以，这一次军代表一进驻工厂，就有工人代表主动前来配合工作。我们在厂里召开了职工大会，宣讲我党政策，宣传工人阶级翻身做主的道理，宣布工厂纪律。同时责成厂长与经理会同工人与我们共同核查，一起清点机器设备、仓库原材料、资金财产以及企业员工。

在广大工人的支持和拥护下，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接管工作完成后，工厂陆续恢复了生产。但不久一些工人在全市工人代表会议上对粮食和燃料提出了新的问题：调来的煤煤灰太高，做饭取暖上不来火。这个意见在分组讨论时又被提及，同时还提到配给职工的高粱米和玉米面有的发了霉，有的壳子太多，尤其是有了霉味的高梁米不好处理。我把这些意见向军管会陈云作了汇报，陈云很重视。他指示我再召集一次全市公营工厂的工人代表会议，他要去会上讲话。

我们把这次会议安排在一月五日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五六十人。陈云这一天的讲话现已收在《陈云文选(-年)》，并成了该书的压卷之作。

会议先是由工人代表汇报情况，提出问题，然后由陈云讲话。中午以陈云的名义在附近饭馆请代表们吃了顿饭，这顿饭虽不过是四菜一汤，但代表们吃得很开心。这不仅是因为大家生活很苦，吃一顿鱼肉不容易，更是因为陈云的讲话使大家受到了极大鼓舞和教育。

下午讨论时，代表们争先恐后，纷纷发言。他们说:听了陈主任讲话,心里亮堂了。为了更快地消灭国民党军队，为了彻底摧毁将家王朝，一切物资应当首先满足前线，好粮好煤应当优先供应前方的解放军。

工人们说，在这之前我们不了解全东北、全中国的情况，听了陈主任的讲话，现在明白了，没有意见了！过去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工人们连豆饼渣都难吃上，煤更没有。现在粮食和煤质量虽差些，但总能吃饱，也冻不着了。只有全力支援前线，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才能长久地过上好日子。

听到代表们这些发自肺腑的话，我很感动。多好的工人啊！有这么好的工人们做靠山，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呢！我也由衷敬佩陈云，他的这个讲话，对我的教育是多方面而永久深远的。其报告所显示出来的深邃思想、全局观念，对情况的细微体察和准确把握以及高超的群众工作艺术，让我叹为观止，佩服之至。特别是他对工人代表的坦诚态度，他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交底交心做思想工作的方法更值得我学习终生。我认为，正因为陈云是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党的群众领袖，才能与人民群众如此息息相通，心心相印。

第十二章：工业书记

大轰大嗡打“老虎”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参加了开国大典。我站在观礼台上，听到了毛主席那惊天动地的声音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被胜利的喜悦激荡得兴奋无比，我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幸福，哪里能想到，以后还会有那样多的风风雨雨啊！

从灾难深重的旧社会脱胎而出的新中国难以一下子涤清旧时代留下来的流毒，它们仍然阴魂不散，在新时代的阳光下不时显现，一些偏离正常轨道的事情常常在我们咁息未定时发生。

工业部系统“三反”工作，同其他部门大同小异。搞极左的那一套,采取延安整风“抢救运动”那种方式，比如开群众大会、点名批判、摘逼供信、吊打关押、威胁利诱、车轮战术等，无所不用其极，天天开群众大会，夜夜开小会，被斗的人暈头转向，精神受刺激，身体被拖垮。而參加批斗的同志也疲惫不堪，颇有怨言，搞得人心惶惶.

我参加了几场“打老虎”大会，都是大轰大嗡，不重调查，不实事求是。我们宿舍在工业部大楼,有时半夜三更听到楼下的办公室内,打老虎”,犹如鬼哭狼嚎，我实在听不下去，跑下楼严厉制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对这种状况隐隐产生了一丝不安，这使我想起延安的“抢救运动”，我是过来人，被“抢救”过，我深深体会到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决不可能实事求是，许多被批斗的人是冤枉的，没有亲身经历的人，绝对体验不到那种切肤之痛。我内心深处很不满意这种做法。由于各种原因，我又不能公开站出来反对，也无力扭转整个局势.但这并不等于我在消极观望，而是尽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分析，明辨是非，尽量保护一些同志，尽量控制事态。

如有人供出某副部长，偷卖黄色炸药，贪污了两箱子黄金.对这种没有证据的指控，我就不相值，试想想在实行供给制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怎么有这种可能昵？一些从旧社会过来搞地质勘探工作的专家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很深的感情，工作起来兢兢业业，每天翻山越岭忘我工作，他们怎么会有贪污和投机倒把行为呢？却也以一些莫须有的名义批斗关押他们，实在令人心寒！

对那些我认为没有“三反”问题而被错整的同志，我总是力所能及地予以保护。因为我是“三反”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并且是大家选出来的.知道我的人较多，看管的同志不会难为我，比较容易接近被批斗关押的同志。没有谁要求我这样做，我只是受一种良心和责任感驱使，去同他们谈话。

数不清多少次，我都语重心长地与他们交心.我不想空谈，也不想骗他们，我只是把自己作为一名有几十年革命历史的共产党人内心的真实感受吿诉他们。不管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还是在不平静的建设年代，对于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只要心中存在相信党的坚强信念，不管面临怎样的困难与艰险都可以解决的。

我还把自己在延安整风的经过简单诉说出来，给他们以安慰，坚定他们的信心。对那些不吃饭的同志，我在劝慰的同时，还给他们送稀饭面条.我相信自己的话给了他们慰藉与希冀。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比较好，凡我做过工作的干部，经査证没有问题，出来后都照样努力为党工作.

可是，仍然有点出乎意料的是，我被调往广州工作，做鉴定时，我们的党组织负责同志却说：“我来工业部工作时间短，三反领导工作,我是依靠你的，但你在运动中，有些态度不够明朗,不够一致，使我为难！”（大意如此，具体的话记不清了）

主席在寿宴上发狠话

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我已调到省委分工负责工交企业，所以也参加了。这一年，中央已明确决定，主席退居二线，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党内一线工作也由刘少奇主持。所以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刘少奇做的。

会议期间，少奇同志让陶铸去跟李雪峰同志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参加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去地听着，看样子江青对此不满意。

这次会议，主席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我和陶铸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见到了主席。主席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

我和陶铸,其实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就是指刘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主席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答：“有的走了。”“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主席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观看《红灯记》时，江青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但这又是指谁呢？我和陶铸都不敢去多想。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主席亲自讲话，他不紧不慢，却相当严肃地说：“社教只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的是要清査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大概意思如此）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问题严重，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做是了。

这次会后，重新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

会议刚开完，恰逢主席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来吃饭，一共三桌。我和陶铸、李富春及胡耀邦是最早到的一批。不一会儿主席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罗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没有资格来。李讷呢，李讷下去搞’四清’了。”

突然主席扭头对坐在身旁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主席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我们相信，这决不是批评李富春。幸好这时江青过来招呼大家入席，她将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和邢燕子安排在主席左右,罗瑞卿、陶铸和我也分在这一桌；而刘少奇、胡耀邦、李富春和各大区书记以及江青自己，则分坐另外两桌。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那晩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而一年多后，一九六六年，终于爆发了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

散席后，主席才向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我：“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

第十三章：陶铸落难

我心里暗自纳闷，前些日子，汪东兴每次见到我们都很热情亲切，为什么今天口气突然变得这样生硬呢？我还观察到，近来，每当“中央文革小组”通知陶铸去开会时,他总是面有难色，纵使去也极不情愿，这是为什么呢？我还奇怪，为什么他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了呢？

有一天，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少年京剧演员汇报演出，我同蔡大姐坐在一起。江青走过来，热情地向大姐打招呼，但对我却理也不理，仿佛没看见似的。其实江青与我是熟悉的，以往她几乎每年去广州过冬，我都要尽地主之谊，因此江青对我一直还算客气。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如同陌生人了呢？

十一月份，主席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陶铸自己的一摊子工作那样多、那样忙，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于应付，更何况总理也需要他协助，在这种时候，为什么突然命令他离开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

以上种种迹象，都是些不祥之兆啊！

而最为明显的信号，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文艺界大会上，江青的一段讲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连陈伯达、康生都成了亲密战友，却惟独没有提陶铸。文艺界是陶铸分管的，在文艺界的大会上，把陶铸排斥于毛主席亲密战友之外，这实际上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宣布：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

浙江某中学高中生陆xx,专写批判陶铸两本书的大字报。他来京后,挑选繁华的前门大街，张贴了一张两万多字的大字报，整整用掉了六十张大字报纸。有人抄下，我借来看过，完全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例如陶铸在《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写道："……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丁而陆XX的大字报却胡谄什么:“面对大海，就是面向台湾，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就是向往蒋介石丁真让人啼笑皆非。

耳闻目睹这种异常的现象，我的心真是沉重极了，我估计陶铸被打倒之日，即将来临。我做了思想准备，并告诫女儿：“你爸爸在中央工作，弄不好会跌得粉身碎骨，你要有思想准备才好她太单纯，怎么也领会不了“粉身碎骨”这几个字的含意，还责怪我言过其实，以为我是故意吓唬她。

陶铸怒斥江青“你干涉得太多”

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陷入很深的危机中的话，那么他们直接冲突的导火线则是在卢XX和吴XX的问题上。卢是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吴是社科院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陶铸掌握了很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证明他们是心怀叵测和别有用心之人，并且有重大的历史问题。

但是江青极为赏识他们，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社科院，封他们二人为“革命左派”。陶铸不同意这样做，再三向江青说明真实情况，但是江青哪里肯听？最后，两人完全搞翻了。

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XX为’革命左派？”

“吴XX的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陶铸说。.

江青蛮横地打断他的话：“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江青又傲慢地补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共产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陶铸也火了，立即反唇相讥。

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XX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有一次，我与总理商量：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道江青听了气得要命，竟然说什么你们碰到鬼了！可能她认为自己是主席夫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很了不起了，应该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国庆节，天安门检阅的排列名次，是按历来传统安排的。我们党的传统，主席夫人是不能与主席并列检阅的。按着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较边远的地方，她心里很不满意，为此又责怪于我丁他指了指茶几上的报纸，轻蔑地说：“你看，这几天的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与总理平列了，像什么样子！”

陶铸从来没有像这样推心置腹地向我谈论过他工作范畴内的事情，他实在压抑不住了，在这间孤寂的、与世隔绝的小屋内，他的一切痛苦、委屈、愤怒、迷惘只能向我倾诉。

他说:“曾志，你不知道，自从同江青吵了那次以后，我的日子好艰难哟，每次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戚本禹、姚文元、王力那帮人，总是对我冷嘲热讽，故意找岔子，出难题，穿小鞋，想方设法打击我。连我穿军装他们也要说风凉话，江青他们挖苦我:陶铸，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我说:我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什么没资格？你们也穿军装，你们又是什么解放军？如果我穿便装去开会，他们又会讥笑：怎么？不敢当解放军了？真是盛气凌人！”

“又如纪念鲁迅诞辰八十六周年的活动，张春桥说召开百把人的纪念会就可以了，我照此办理，他们又指责我贬低鲁迅的革命影响，结果由他们自己主持召开了一个千人的纪念大会，他们这是故意刁难我。唉，谁会.相信，我陶铸今天会受到如此的凌辱！现在我不得不顾全大局，如若是过去，说什么也容不得他们如此张狂。”

陶馅说：“自从吵了那次以后，我跟江青就彻底闹翻了。

陶铸绝笔“心底无私天地宽”

陶铸又被从三O二医院转到三O一医院的外科。他们将陶铸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哪里还像什么病房，十足的牢笼！

动手术需经家属和本人签字，他们怕陶铸不同意，动员我去做说服工作。哪知医生刚说明意图，他二话没说就签字了。我们当时没敢告诉他是癌症，只说是胆管堵塞，需要做胆囊切除术。

但是陶铸心里很清楚，只是没有道破罢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去追究自己的病，只是有一次，他实在疼痛得太厉害了，才脱口说了一句:“没想到癌这么痛！”

..........

此生此世，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时间了，我强压悲痛，为他收拾行装。他考虑得很周到，请我帮他装了一箱子的书，要我买一双雨鞋和一把伞，因为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厕所，还要再准备一床薄被里，以便自己换洗。

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他洗个澡，我估计去合肥后，是不会有人为他洗澡的。我把水放好，再把他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慢慢地为他擦洗，我望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灰暗的面容，心中无限的凄凉。我问他还有什么话交代,他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带大。

他要了亮亮、外孙小亮和我的小照片，包好后放在内衣口袋里。他说,相片在我怀里，就好似你们时刻都在我身边。我说，你一定要力争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生离死别的三天，我们就这样互相勉励安慰着，没有说一句凄切的话，更没有掉一滴泪。

十八日这二天，无情的分别到了，我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他送行。由于他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他说若不是为了你，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

上路的时间到了，护士替他打了一针杜冷丁，顿时就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但仍然感到冷。我曾要求送他去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

陶铸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岀家门，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我们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我为他打开车门，两人再次地握手。车开走了,我们依然互相挥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

一周后，我也搬出了这所留给我无限思念、无限苦痛和无限空虚的家。

我知道陶铸将不久于人世，他将凄凉而孤单地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程，但他情愿牺牲自己，来换得我一个自由。

我现在反而无法想像，当时我们的诀别会是那样的冷静，那样的从容，那样的坚强！我们微笑着做了这一生一世的最后告别，彼此都没有流泪，因为泪水已无法表达我们那种渗透骨髓的痛苦和依恋。

十一月三十日，陶铸在合肥悄然病逝。

那些人假借烈性传染病，深更半夜以白单裹尸一烧了之。死前不许我们去，死后也不准去料理后事。从我们分别到他逝世，只有四十三天时间。他满含冤愤悲怆，连同他未竟的事业，以及弥留之际未能与亲人诀别的遗憾，孤单单、凄凉凉地去了。

陶铸从一九六六年六月走马上任，到一九六九年十月抱病离京，我俩相依为命在“卍”字廊生活了三年多。我补偿了以往由于工作繁忙，或者说是个性好强，而忽略了的妻子的义务。作为报答，陶铸赠我一首诗，是用钢笔写在一片小纸上的。我小心翼翼地将它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缝在棉衣里达九年之久。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了，我才把它拆岀来，公之于世，立即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被广为传颂。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

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

含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栃晚，

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

心底无私天地宽。

#想法#

那个年代无数优秀革命先辈去世的时候，政治身份上还是不明不白的。但是令我敬佩的是一部分人无论经过了多少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最终都坚信他们的信仰，并认为历史、时间终会让他们平冤昭雪。如果可以，无论经历过怎样的来自敌人或内部的攻击，他们仍义无反顾的愿意把有限的时间继续投入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事业当中去。

第十四章：监管插队

邱屋的凄惨景象触目惊心

邱屋的农村景象给人展现出了当时农村一幅凄惨的画面，令人触目惊心，反映了当时农村政策的破坏性，体现了当时农村生产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那时农村实行军管，军管战士掌管一切，但什么都不懂，只凭上级指挥办事，什么事都千篇一律，毫不顾及农村各队的实际情况，瞎指挥,群众怨恨极了。

我刚到邱屋时，生产队没有派战士军管，农民群众还可以搞点副业，如上山采野果、竹笋或用竹子编织夢筐等拿到新江集镇上去卖，换钱买油买针线，可以在田头房角的边角地上种些蔬菜自己吃，这样农民的手头会活络些。军管以后，到新江镇的路口有人把守，竹笋、竹筐、竹篓一律不许出卖，违者一律没收。弄得群众一贫如洗，粮食不够吃，副业不让搞，养猪用野菜喂，一年也长不到一百斤，养鸡不断遭鸡瘟，死得多，活得少。

更荒唐的是，军管战士把犁田、播种、收割的时间都规定得死死的。有一年冬天，油菜还差几天才能收割，而各村军管的人勒令一天之内一律拔掉，五天之内全部犁完田。各村的农民被逼无奈一边拔油菜一边痛哭流涕。他们能不心痛吗？要知道油菜可是他们的油源，一旦油菜不成熟，根本榨不出油来，整年就分不到一滴油了。

只有邱屋例外，这个小小的生产队也派来了四个刚参军的战士，眼见不妙，我想办法说服了四位军管战士，向他们保证，五天后全村的田全部犁完，请他们不要向上级报告。为了万无一失，我又同村民打招呼：“全村劳力要齐心协力，人可以轮流干，牛一定要早几天派专人饲养喂足，以便日夜劳动。如果大家同意就这样干，油菜保证榨出油来，家家有油吃，如果不同意就算了！”

因为关系到全村人自身的生计，大家都很赞成这种做法。我又找生产队长、组长、老农们谈了自己的想法：“过三四天油菜籽就成熟了，等到第四天全村老少出动拔油菜，边拔边犁田，用两个通宵一个白天保证可以干完。.

他们都认为可行。到了预订时间，全村人们都行动起来，热情高涨，轰轰烈烈干了两天一夜，保住了油菜籽。

邱屋的农业资源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气候适宜，各种作物决不会冻死。水利条件也不错，村边有一条长年不断流的溪，落差也很大。邱屋人把竹子破成两半，把溪水引进门前，就像用自来水一样方便。这股水比冰雪还凉，即使夏天也一样。村里人平时做饭、洗衣、冲凉都用它。如果用来发电,可建一座上百千瓦的小水电站。有了电，就可以办些加工厂，几十亩的荒地、旱地也可以变水田了，农民的粮食可增加一倍，至少口粮是够吃了。

可是由于军管太死，事事都由大队军代表根据上级指示，把农业生产也像军队那样军事化，农民们没有一点搞生产的自由天地。如养鸡、养鸭的人家每户每年平均要上缴五只，鸡鸭蛋若干个，若养猪每年要上缴一头一百斤以上的猪。杀猪一律要到屠宰场去，一百斤猪肉，倒有六十斤要按平价卖给国家，剩下的才能自行处理。所以条件虽好，农民却过不上好日子。我看到这些情况非常痛心，曾向一位副营级大队军代表反映多次，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

这些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及“四人帮”给农村造成的穷困灾难，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农民早上八点钟出工，十一点半收工，下午三点出工,五点半收工，每天出工约六个小时，但大家都磨洋工，实际上劳动时间不足三个小时。邱屋生产队一个劳动力平均日值三四角钱，劳动力少或是遇上病灾的户，劳动一年不但没有分文收入，还倒欠生产队的口粮钱。这种情况怎么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呢？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这种情况,老百姓怎么会吃得饱穿得暖呢？

而冬天地处粤北山区的邱屋也相当寒冷，寒流降临，气温都在零度上下，可是全村人都没有棉衣，只能穿一件卫生衣，一条单裤。生活好点的,一年也仅做一套新衣服，尤其是一些儿童穿着破成一条条的衣服，再冷也赤着脚，冻得皮肉发紫,黄鼻涕直流。村里的少年儿童没有几个，病的不少,有的患过脑膜炎，有的患过骨髓炎、肺炎等。有个四十九岁的妇女，生了十五胎，只活了六个。年年生，年年死，那里的人对生死已看惯了，孩子一死，不声不响装在粪筐里埋掉了事，好像毫不在乎。但队里规定，孩子一死，每月二十九斤谷子的口粮要收回去，这倒更令那些失子者感到可惜。

邱屋的妇女更愁苦，那里的农村有个传统，凡强劳动都是由妇女来做,男人反倒干轻松活，如果挑大粪，清除牛栏、猪栏里的粪肥等这些脏活让男人做，妻子则会被认为不贤慧、不能干。

邱屋的妇女不仅要抚养儿女，干喂猪喂鸭等沉重的家务活，而且还要出工种地、上山砍柴等。她们往往天不亮就起床到几十里外的山上砍柴。砍完柴赶回来做早饭以及饲养家禽，八点多钟出工参加队里劳动，十一点钟回来做完饭又要上山砍柴，下午两点多钟又出工，五点收工，做晚饭煮猪食，饭后替孩子们洗洗补补，差不多要忙到八点多钟，日复一日，整天连轴转。妇女劳动强度大，报酬却比男人低，男人满分是十分，女人只有八分，一些老弱的男人，干活比女人差，也可以得八分。

妇女的生活待遇很低，她们平日从早到晚都赤脚，只在出门走亲戚或上集镇时才穿鞋，但从不穿袜子。因长期劳动，手脚都硬了，不擅长做针线活。她们生孩子没有假期，往往是孩子一落地，自己就去冰冷的山沟水里洗血裤，换衣服，两三天就下地劳动。

虽然生活过得穷苦，但邱屋人的生活也充满情趣，他们有一个“冲凉”的习惯，不论寒冬腊月，每天晚饭后人人都要“冲凉”。如果感冒发焼，就上山采些中草药，放在锅里熬了“冲凉”一般也可退烧，或者用一把黄豆加石膏炒后用水煮开，吃了也可退烧。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邱屋人用自己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健康。

#想法#

任何时候政策的颁布还是最起码要符合客观生产规律哇。

动乱年代，亲人们聚在一起都很高兴，但好景不长，住了不到二十天时间，管理那个地方的兵站政委通知了张冀父母，要我们马上离开，不允许外人在那里居住。后来政委意犹未尽地又找我谈话，要我规规矩矩地呆在自己的地方，不要老在外面窜。

在他们的眼中，那时陶铸是反革命，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我是他的老婆，对我当然要监视。但政委的话刺痛了我的心，我据理力争：“我是党中央组织上批准的，不是我自己乱窜！”

说完把通行证、介绍信给他看，并有点赌气地对他说:“我买到票就走，我是自由人，不是被监护的，同你们是一样的，哪里都可以去！”

过了三四天，吃完晚饭，张冀父亲张汝光和我轮流背着小外孙女，张冀母亲用自行车托着行李，张冀自己用自行车载着小亮，沿着铁路去附近一个小站搭乘驶往北京的火车。约十点钟，我们到达目的地，告别了两位老人，从此他们又要过那种孤单的生活了。

记得我们来时，张冀的母亲何曼秋曾说：“今后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了！”哪知不到二十天时间，愿望就成了泡影。

与邱屋村民洒泪而别

虽说邱屋是南国一个穷困落后的村庄，可是我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后，深感世代生活在这个偏远角落的人有许多美德。穷苦并没有掩没他们善良的品质。他们那种美好的、朴素的情操，我至今历历在目，对这个村庄充满了无限的留恋之情。

邱屋村风气好，全村日不关门，夜不闭户，全村各家各户从早到晚，

下地、出远门、走亲戚，从不关门上锁。他们视偷鸡摸狗等偷窃行为为奇耻大辱，哪怕有人挖了人家一块红薯，全村都集合起来对他进行批评。

这种传统的好风气影响到孩童，连三岁的小孩都不会去拿别人家屋里的东西。即使他们再饿，宁可去捡连队洗菜扔了的，连猪都不吃的菜叶子菜根，去挖连队埋在地下的死病猪，也不去动连队种的没有人看管的蔬菜红薯。连队喂猪的大包心菜、红薯随便堆在那里，也无人看管，从没有人去拿。无论我在水沟里洗衣服丢了肥皂，还是晒衣服弄丢了夹子，村里的小孩看到了，都会捡了送还给我。我有四个樟木箱子存放在无人住的空屋子里，并曾把箱子里的皮大衣、毛衣、呢子衣服拿到空地上去晒，然后又放回箱子里，即使附近有人看到也不去撬锁。他们对我不是没有好奇心，但由于我来邱屋插队时，驻地军队交代生产队不要向我打听任何事情，全村人就遵守纪律，也没有向我问过一句有关的话。

邱屋人虽穷，但不自私。按照那里的风俗，从腊月二十三四开始，各家各户都热闹起来，做大米年糕（又叫糍粑），炸糍粑，大年三十杀鸡宰鸭，多的十几只，少的也有四五，只，并用大锅煮，煮熟后捞出吊在房梁上，用鸡鸭汤煮上一大锅自制的蕉芋面条，自己除了留下一点在年三十晚上吃，其余的都用来送礼或给各家各户送上一碗，很注重做"情面"。自己吃的少，给别人的多。从年初二开始，各家各户担着一点鸡鸭、糍粑走亲戚拜年。而邱屋的习惯是走亲戚时，一旦接到好吃的东西，回来后送给邻居尝尝。杀猪或是煮了一点新鲜菜，也都要分送给邻居一点。有位叫四婆的孤寡老人，六十四岁了，手头十分拮据，但她煮了一小罐糖醋肉，也要给邻居送上一点。我们的邻居摘到不足一碗的新鲜豌豆，也要给小亮和其他邻居送一把。村里不管谁在山上采到什么野果子、菌子，煮好了也都送一点给邻居。大家都这样互相送劳动所得，互相关心，从不只顾自己，以送东西给其他人为荣。他们的身上折射出了中国农民善良朴素的美好品德。

邱屋人参加集体劳动虽然积极性不高，但生性很勤劳，易满足。他们天一亮就起床，不是上山砍柴，就是下地劳动，采猪菜、忙家务，从早到晚起码劳动十一个小时。参加集体劳动有些磨洋工，为自己劳动总是小跑着赶路。

邱屋人不大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念书，而要求他们参加劳动，带弟妹或做家务。六周岁的孩子就用背带背两三个月的弟妹，小婴儿不会抬头，脑袋像安装在轴承脖子上，转来转去，真可怜。八九岁的孩子就要帮助挑水做饭或上山背木柴，十二岁的小孩就要和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了。因此那里学校条件虽然较好，大队还有一所初小，教员都是部队干部的家属，教学质量也好，但是老师到各家各户动员孩子们上学，入学率仍不高。并且男孩子高小毕业就满足了，只有我的房东女儿上了初中，后来儿子也上了初中。

也许正因为文化低，见识少，邱屋人的思想很单纯。"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搞打砸抢，没有人参加武斗，军管说什么就听什么，没有反抗的话。

粮食不够吃，也不怨天怨地，新稻子割下了，就像过年办喜事一样，全村人自己带菜聚在一起美美吃一顿干饭，大家欢天喜地，他们只要能吃饱饭，不挨冻，就心满意足了，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

"九一三事件"以前，我曾给邓大姐和周总理写了一个报告，说明广东地方太潮湿，妇女劳动强度大，再卖力气也赶不上本地妇女能干，自己又不甘落后，年过六十的人，如果拼命干，对身体有影响等情况，要求调北方工作。过不多久，广东军区来人说;周总理指示，同意你调北方。同

时同意把我和女儿调在一起。问我是否肯去陕西临潼干休所?我同意了。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初，广州军区分别派来了一位处长和科长，为我办理了去陕西临潼的手续，那位科长直接送我去临潼。掺杂着酸甜苦辣，我就要结束邱屋两年多的生活，走时全村群众依依不舍都来送我，大家都泪流满面，连接我去陕西的军队干部都被深深感动了。在送行的人群中，我没有见到房东的大儿子，便跑回来同他辞别，结果发现他一个人躲在门后面哭，面对此情此景，我感动得流泪了。

我在心里发誓，往后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尽自己的能力为这些纯朴善良的老百姓谋福利，同时也深深地祝愿勤劳善良的邱屋父老兄弟姐妹们能过

上幸福的生活。

希望还可以尽快有下一篇推文的斯文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