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早看到史景迁教授逝世的消息，满心皆是惆怅。我读书不多，仅有的几本也都是些上世纪出版的陈词滥调——史先生的作品当归于此列。我在朋友圈里写了很长的一段悼念他的文字，在发送之前，又尽数删了。人死为大，说错什么也不好，不如沉默。

最近我常为时间着迷，大约是因为岁数渐长的缘故。日子一天天过去，人就变了，老了，生活场景也日复一日。这就像OneOkRock的歌词：“Believethattimeisalwaysforever”，又像浮士德的大喊：“太美了，请停一停。”这当然都是沉浮人世的幻想。时间唰一下就过去了，有人活着有人死了，有人依然年轻有人已经老去，这才是时间最大的魅力：它让我们感受到存在的意义。

这并非一时的感念，这些想法大约和我近来的心境有关。最近我经常想起一位朋友，和他已经多年不见了，我早年读史先生的书，便与他有些关系。时间大约是在六年前，我和此君共室，在云大鼎鑫公寓搭伙读书，我权且称他史文革君吧。

史文革并不姓史，真名叫什么也不重要。数年前此人在昆明读书，师从某位蒙古族教授，专攻胡人骑兵旧事。二十年来读文史，博文广记鲜有敌手。学成毕业，练就一手好文章。此君又生的一副好皮囊，在女同学中颇有些名望。大约七八年前，我与此君相识，一见如故，后来又成了室友，常在一起谈论文史学术。这是难得的机缘，至少于我而言是如此——我后来博士毕业时遇到诸多困难，如今想来也多半与此有关。但正如前文所说，时间的魅力正在于此。生而为人，不外如是。

我与史文革是同乡，同在贵州安顺出生长大。但我们并不是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六十年前国家经营三线建设，史文革的祖辈响应“好人好马入深山”的伟大号召，从白山黑水间一路南下，在祖国西南的山川中自此扎根。历史上的三线厂是十分奇特的存在，用史文革的话说，这是极好的人类学样本：在偌大的城市中，自成一派的建成一座文化孤岛，自我封闭与世隔绝。于是史文革虽然生于斯长于斯，却说的一口纯正东北话，看不出半点贵州人的气质。但史文革并不以此为傲，他谈起三线厂，乃称“纵有英豪百万，皆作下里巴人”。这是务实的认识。既然都是小老百姓，何处不是柴米油盐。

我和史文革在云大的头一年，每逢周三都要去同听一位教授的课程。此教授年近花甲，即将退休，主讲史学理论——这学问恼人的很。有一位师兄就学了多年，时常说自己一无所知。那时候我和史文革坐在几乎空荡荡的教室里，听这位教授念叨一些普通话构成的神秘语句，时常感到度日如年。黑板上写满一些人的名字，时至今日我也认不得几位，仅有几个名字还依稀记得，比如海登·怀特、孔飞力、史景迁、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法国人民的名字难记的很，记不住也无需自怨自艾）、娜塔丽·戴维斯。这几位是我与史文革最常谈论的人物：在每个没课的上午，史文革会起个大早，烧一壶开水，沏了茶，邀我在宿舍里谈论学问。如前所述，史文革是搞骑兵研究的，而我此前主要研究杀千刀，两个人在弥漫着银杏气味的屋子里谈论欧美史学理论，基本是鸡同鸭讲，信口开河。史文革精力好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清晨谈到暮色四合。那段时光现在想起来，殊为难得。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清晨，我们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一来是因我们终于明白了那老教授讲到的人到底在说什么，二来自然是因为，理论谈得再多，总是要在论文中实践的。恰逢C公子南下昆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便同去吃饭。C公子曾师从某位土家族教授，后来专攻刨坟理论，与史文革是挚友。我们三人坐在空荡荡的食堂里，谈论毕业、天气、存在主义、马丁·盖尔以及法国老朽学派，深感一见如故。遂决定同去爬山。

山高百尺，人如草芥。史文革说人世最好不过一碗素斋，陋室一间，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我表示十分同意。到得山顶，我们先拜了关二哥，又看了弥勒与一众罗汉。之后我们围炉团坐，如泥胎菩萨一般，吃了素斋，便匆匆去了。那之后，我便再不曾见过C公子。人与人的相逢，最好便是如此。见面投缘，分别亦不伤感。

那次同游后，我与史文革便极少再有长谈的机会了。偶有的几次，也大多与毕业有关——如前所述，时间唰一下就过去了。后来皇叔搬进了宿舍，史文革与他很不对付，后来就搬了出去。我彼时又忙于照顾幼子，于是渐渐也不得相见。

大约在毕业前一年，在某个夏日的夜晚，史文革忽然邀我一叙。我们坐在建设路口的三无酒吧里，点了十来瓶劣质啤酒，难得的再一次谈起史学理论。那一晚我对史文革说，我要写一篇《叫*》式样的毕业论文。史文革便说，那我就写一篇《蒙塔尤》式样的吧，一年为期，不负此约。

我依稀记得那些时间。大雨磅礴的午后，我戴着索尼公司生产的WH-XM坐在家中逼仄的角落里，耳中充斥着暴风骤雨之声，手指无数次的敲打键盘，将诘屈聱牙的文献重新编写；史文革多次返乡，在三线厂的住宅区敲开那些百万英豪的家门，录下他们口齿不清的语句，又骗走他们多年前写下的日记，用顺丰快递发回昆明，让我替他把这些生砖一样沉重的包裹搬到鼎鑫公寓的顶楼。

时间又唰一下的过去了。

史文革写完最后一段文字的时候，我正在筹划着北上凉州寻找工作。我的论文摆在他的案头供他批判，他的论文存在我的硬盘里以供备份存档。除了他自己，我是这世界上唯二读过他论文全稿的人之一，我深感荣幸——我几年以后重读我们的论文，想到的只有凯鲁亚克的一句话：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史文革并没有毕业，就这一点来说，我替他感到欣慰。这与学术水平什么的无关，只是他的论文并不符合zzzq的基本原则，尽管这些言论本身并不是史文革的立场，它们仅仅来自于那些百万英豪们所讲述的下里巴人，史文革忠实的记录了它们。这是做历史的态度，但不一定适合做人。数月前我在清华大学瞻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陈先生有句话写的极好：“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于是王先生投了昆明湖，陈先生泪尽泣血——大师的风骨我辈自不能比，史文革仅仅选择了不再毕业。

史文革离校的时候，我帮他扛了行李，从鼎鑫公寓沿着一二一大街往南去坐公交车。那天天气不错，道路上车水马龙。我们走了几百米就到了，史文革拖着行李，便匆匆离开。我隔着十米距离给他拍了张照，忽然想起《三国演义》中刘备送徐庶的典故来。回到宿舍，写下了一首《走马》：

清醒时候，可以看一下山

山间跪着诉说者

夜夜守着灯火

最好的送别，一定是元直

在林中走马

故人斩去山林，再换一眼相望

他们活着，或者成为亡者

写下见字如面，不如一鹗相逢

碎纸与墓碑成为永恒

化作大风吹起的浮尘

雪爪留下离别的背影

鸿泥是守望者的灰烬

我已经没那么年轻了。但还一直在路上行走，也还常常有流泪的冲动。时间在中国人的眼中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旧的一年结束即是新的一年开始。魏晋时期的墓志中，常把死亡称做酒醉，这是极有趣的事。最好的送别，当然是有朝一日，在史先生酒醉之时，写下这个关于史文革的故事。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张孝祥一句词：举杯相属莫辞频，后日相思、我已是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