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那一场无人喝彩的改革

范军

不改革是不行了

趴在历史的门缝边缘，看一个王朝的花开花谢盛极而衰，最明白的看法是从它的开场看起。其实，北宋这个王朝的开场是非同寻常的。

就像京剧舞台上的亮相，赵匡胤一上来走的就不是常规的路子。他半推半就地让那件黄袍披在自己身上，咿咿呀呀开唱一段霸王戏，一个王朝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开张了。

好在赵匡胤的全局控制能力比较强。他带着赵式的非典型性思维，带着陈桥那些有功之臣的理解与不理解，急中生智地演绎了杯酒释兵权，强行“排除”了一个帝国臆想中的危机。这样精彩的桥段，看客是不得不齐声叫好的。

当然看客始终还是捏着一把汗。因为真实的危机依旧存在。西夏、契丹还有南方的那些小国，在随后的五十多年里，它们一直像定时炸弹一样，时刻挂在北宋的头部、腰间以及其他敏感部位，令这个王朝到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是这些，演员赵匡胤都已经无暇顾及了。作为一个开场的头角，赵匡胤可以说不落俗套地完成了他的表演。至于他的子子孙孙们能不能将戏接着演下去，并且演好它，这要看他们的演技如何，他赵匡胤是不想管也管不着了。

没想到接下来出场的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以及他的皇子皇孙们。他们依次出场，开始了中规中矩的表演。但是他们的表演大多乏善可陈，看得看客们昏昏欲睡，直到年，19岁的宋神宗坐到了这个位置上。

宋神宗时代的北宋已经是内忧外患了，但是19岁的宋神宗却想有所作为。

因为19岁是激情洋溢的年龄。

年轻的宋神宗充满豪气地问年长的宰相富弼：国家怎样才能富强？边患何时可以尽除？富弼却向他叹气：皇上刚刚即位，应该布德行惠，这个国家20年之内最好不要打仗，我们打不赢也打不起啊。

因为国家军队里到处都是“注水兵”，所以打不赢。“注水兵”说起来由来已久，北宋一向执行“荒年募兵”政策—荒年时饥民激增，为了不让这些饥民造反，政府决定花钱买平安，把他们都收编入军队，但他们光吃粮不打仗，便形成了“注水兵”。神宗时的国家军队多达万人，却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稍有战斗力的都被派出去布防西夏、契丹还有南方那些小国的进攻了，剩下的就只能靠国家养着。打不起是因为国库里没钱了。国库里的钱主要有两大用途，一是养兵，二是养官。北宋的官员队伍比较庞大，真宗时有一万多人，到仁宗时就达两万五千人，最后到神宗这儿就突破三万人了。虽然政府几次喊着要精简干部队伍，可每次精简过后，人数不减反增。庞大的官员队伍使北宋的财政负担不堪其累，再加上特权阶层合理避税，国库要不空虚那是不可能的。

宋神宗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走到了一个拐点上，不改革是不行了。

但是改革就能救国吗？北宋的改革说起来也不是自神宗始，若干年前就有范仲淹改革了。但范仲淹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在当时的体制内太极拳根本就掀不起什么波澜，很快地，他就收手了。仁宗时代的包拯则以三司使总领的身份厉行改革，他在调查了全国范围内土地兼并情况之后，提出要重新丈量土地的口号，目的是让大地主大权贵们如实交税。但是包拯的口号没有被落实，这个喜欢使铡刀的铁面高官痛苦地发现，很多人对他的改革举措阳奉阴违。大地主大权贵们团结起来跟他干，而仁宗总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结果包拯的改革无疾而终。

由于改革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以激情始以党争终，从而成为官场生态新陈代谢的促进剂，于是北宋王朝的改革在神宗时代就成了一个人人避谈的关键词，只有神宗自己还对它充满极大的热情。

这个时候，王安石开始声名鹊起。

王安石是改革派的理论大师，以大谈改革为荣，以墨守成规为耻。

最重要的，他有白眼向天的性格。一向生活在理想和逻辑世界当中，追求完美，不通人情世故，也不屑于人情世故。

这样的性格，神宗喜欢—因为一个过于讲究人情世故的人，是不能做改革者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神宗的性格和王安石有点像，喜欢充满激情地做一件看起来很美的事。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四面楚歌

在文人扎堆的北宋，王安石的名声一向淹没在司马光、欧阳修、苏洵甚至苏轼等人中间，更别提年长于他的范仲淹了。

但是公元年，王安石就像一颗大彗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搞得北宋政界文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一年也是熙宁二年，王安石49岁。在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考察和考虑之后，神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改革大计。

但是神宗万万没有想到，即便在他的委任状下达之后，反对王安石的声音依旧此起彼伏。

首先出来反对的是当年以弹劾文彦博一举出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者唐介。唐介说王安石“虽好学却泥古不化，议论迂阔而不切实际”，这样的人出来改革，天下要为之大乱。唐介此时的身份也是参知政事，和王安石同级。这两个人如果不和，改革注定要胎死腹中。想到这一层，神宗的头都大了。为了力保王安石，神宗决定对唐介所说的任何话都如过耳之风。

另一位反对王安石的人是御史副相赵忭。赵忭此前和王安石有过节，作为御史，赵忭经常和王安石为一些空洞的理论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两人有些不愉快。现如今，赵忭见皇上如此器重王安石，觉得在朝廷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找了个借口要出知杭州。神宗乐得朝廷少一个反对派，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还有一位反对者是官员吕晦。吕晦写了弹劾王安石的奏章，指责王“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这一下神宗生气了，你用这些词骂王安石不等于骂我吗？人是我提拔的，难道我眼睛瞎了？！神宗于是下手条要吕晦撤回弹劾王安石的奏章，没想到吕晦不仅不撤又新写了一份措辞更强硬的奏章，神宗一气之下就让他走人了。

这些反对者级别虽然不算低，但影响似乎都不大。在朝野影响最大的反对者应该是司马光了。司马光人品其实很不错，是个忠厚长者。王安石改革之前，神宗曾经向司马光询问对他的看法。司马光说：“介甫（王安石）独居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但此后不久，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看法大变。由于河朔闹灾，朝廷拨了些抚恤，国库开始空虚，司马光便建议国家要勤俭节约。按常理讲，司马光的建议是没错的，但王安石却认为他谨小慎微，不想着开源只想着节流，不是大丈夫所为。王安石甚至尖锐地指出：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理财之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自饶”。

王安石就是这样，一点不通人情世故。不管司马光曾经对他有过多高的评价，他该说的话就是要说。好在司马光不是小肚鸡肠之人，他并不恼怒于王安石迂直的态度，而是对王氏理论提出了疑问。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只有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公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司马光的疑问可以说清晰地呈现了二人之间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的巨大分歧，王安石没有明白无误地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事实上王安石也没法做到明白无误。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王安石只是大致搞明白了一个方向，水深水浅还得试水者自己去亲身体会呢。不过在当时的情境下，有一点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司马光不愿意做王安石改革的一路同行者，而只愿意做他改革理论的一路争锋者。针对王安石改革均贫富的目的，司马光以及苏辙都认为贫富自古不均，这两者互相依存，就像阴阳乾坤万世永存一样，是天下稳定的基础。如果贫者要变富，富者要趋贫，势必会天下大乱。面对这样激烈的反对，神宗一声叹息，在熙宁三年刚过完年不久，下了一道谕旨：禁止青苗钱对富户的抑配。这道谕旨等于对“青苗法”的实施打了个大大的折扣，让理想主义者王安石的心情大为郁闷。

王安石一郁闷，马上就表现了出来。他称病不来上朝，还上奏说要辞去现有职位。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其实非常符合一个理想主义分子的性格特征：追求完美，偏激，容易走极端。但王安石所做的一切在司马光看来却多少带有向皇上示威的意思。司马光是谁？他是翰林学士，行使着代皇上批复奏疏的权力。当他看到王安石那充满意气用事的辞表时，一向充满正义感的司马光就代表神宗皇帝义正词严地批评了王安石。王安石这下是真的生气了，他再次上了一道辞表，非常正式地表示要辞职不干。神宗一看这两人针尖对麦芒地干上了，那叫一个头大，但考虑到目前还是以改革大业为重，便旗帜鲜明地支持王安石，以“诏中之语，失于详阅”的手札，隐约批评了司马光。

司马光顿觉心灰意冷，他九上辞表，一心求去。终于，在王安石改革正轰轰烈烈的关键时刻，司马光归居洛阳，著书立说，成了这场外强中干改革的一个沉默看客。他绝口不提政事，也不再评价王安石的为人。司马光的辞去，重重打击了神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帝王之道在于平衡万事万物，对于一权独大的王安石，神宗开始生出戒备之心。他不顾王安石的反对，大力提升御史中丞冯京和三司使吴充的地位，而这两人都是坚决反对新法的人。王安石明白，这场改革怕是要无疾而终了。

老天也不作美。就在此时，天象还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从熙宁六年七月到熙宁七年四月，京城滴雨未下，朝野纷纷传言，这是老天爷对王安石改革的不满，只有废止改革，天象才会正常。四月初六，神宗神情严肃地下诏宣布：暂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八项新法的施行。

诏下后不久，倾盆大雨就从天而降。神宗当时震惊异常，呆若木鸡。王安石也在雨中呆若木鸡。这场带有警示意味的雨可以说彻底浇灭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王安石一声叹息，泪如雨下。

改革的最后失败其实来自王安石集团内部。因为这个在史上被称为“熙宁新党”的王安石改革集体汇聚了一批来路不明、各怀理想或野心的人。他们在王安石的旗帜下，在历史狐疑的眼神背后，从事着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改革。他们是—

吕惠卿。这个人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他的仕途生涯和王安石的仕途生涯恩怨交集，是对王安石个人命运影响最大的人。吕惠卿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经过欧阳修的推荐，王安石对此人如获至宝。在这场改革的开始，吕惠卿也确实对王安石投桃报李，王安石改革中的“青苗法”和“募役法”就是他牵头搞出来的，但是到最后，野心家吕惠卿背叛了王安石，也背叛了这场改革。

程颢。理学家，当朝著名哲学家周敦颐的学生。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恢复古法，强调抑制豪门大户，是王安石改革集团最初的理论旗手及策划人。刚开始王、程二人在改革理论上的分野还不算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程颢以王道仁义之心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和王安石取法先贤富国强兵之术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两人打起了口水战。王安石说程颢“公之学如上壁”，程颢回击王安石“参知之学如捉风”。口水战打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畴，严重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争论的结果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程颢负气出走。

曾布。曾布是王安石好友曾巩的弟弟，时任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在王安石改革集团中的主要任务是和吕惠卿一起策划相关法案。由于吕惠卿不容人，曾布因此与他结怨。但导致曾布走人的直接原因还不是吕惠卿，而是另一个姓吕的—提举市易司务的吕嘉问。吕嘉问与吕惠卿走得近，存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经济问题。神宗因此密令曾布去调查此事，曾布一时头脑发热公报私仇，回来向皇上汇报时夸大了吕嘉问的罪行。神宗一怒之下，将此二人都革职了。王安石改革集团从此没有了曾布的身影。

其实抛开具体的人事不谈，单从历史的大法则入手，也可看出这场改革实在是以一人敌千万人的游戏。王安石设置的“青苗法”规定：政府在插秧期以低利贷给自愿借资金的农民，农民收获时再以两分利息还给政府。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政府的资金，杜绝豪门大户的高利贷，这样一来，豪门大户失去了获利的机会，自然要将怨恨集中到王安石身上了。

当然“青苗法”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这个“法”最大的问题是操作性极差。“青苗法”虽然规定政府只取二分利息，但农民最后实际付出的包括手续费在内的各种费用却高达七八分，这样一来竟比高利贷还高出许多，农民从“青苗法”中没有取得什么好处，自然也就无法从这场改革中受益了。

还有“方田均税法”。一直以来，豪门大户兼并大量的土地却不纳税，王安石却要丈量他们的田地，追查田地真正的主人，再要他们如实纳税。这种以一人敌千万人的游戏，无异于虎口夺食，王安石因此得罪了天下的豪门大户，此举也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开场难，收场更难

王安石走了，一个王朝轰轰烈烈的改革似乎就要这样草草收场，但是神宗却发现这场改革开场难，收场更难。

改革的缘起是因为存在内忧外患，为增强国力不得不改。而现在经过这一番充满争议的改革之后国力不但没有增强，还搞得举国形势一片混乱。一句话，内忧外患更严重了。如果就此不改革了，这个王朝将岌岌可危，如果继续改革以图自强的话，那么后王安石时代，谁才是力挽狂澜之人？

神宗思来想去，觉得还是非司马光莫属。司马光老臣谋国，而王安石性格毕竟太偏激，差点误了国事—不，已经误了国事！神宗有了这一层考虑之后，马上下诏起用司马光。

但司马光却还在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他在写那本著名的《资治通鉴》。直到元丰七年（年），《资治通鉴》写完了，司马光才再次出山。只是司马光从洛阳出发的时候，神宗已经去世了，而司马光本人也已71岁，改革接下来该怎么改，北宋人民心中都没底。

司马光来到京城，接见他的是只有十岁的宋哲宗。十岁的小皇帝什么都不懂，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太皇太后是个守旧的人，她希望一切都再回到从前。但是司马光对她说：“先帝（宋神宗）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也不可变。”毫无疑问，写完《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个务实的人，他想在新法和旧法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以避免社会的剧烈震荡，并最终使北宋这条破船还能稳稳当当地开下去。起码在他有生之年，司马光是不希望这个王朝变天的。

但是司马光很快就发觉，北宋这条破船绝对不可能稳稳当当开下去了。他的中庸之道也让他彻底成了一个孤独的人。首先向他叫板的是章和蔡确。章是王安石改革集团的硕果仅存者，又是名儒邵雍的得意门生，苏东坡的至友。此人恃才傲物，却也深得欧阳修的赏识。在王安石归去后，章接过改革大旗，和宰相蔡确一起，力推新法。他们俩不断牵制司马光的温和路线，并视其为头号政敌，这让司马光苦恼不已。而另一方面，太皇太后和她身边的旧派人物也对司马光的温和路线颇为不满，冷眼看他身陷尴尬境地而不出手相助。

为挽回大局，司马光说服文彦博和吕公著两位元老重臣和他一起力推温和路线，总算是将章等新党成员全部赶出京城，但是太皇太后和她身边的旧派人物却在此时“复辟”成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精疲力尽的司马光最终只捡拾了一地鸡毛，还有舆论对他的无情指责。

很快，这个年迈的老臣也步王安石的旧尘，归去来兮。北宋王朝最重要的两个改革人物在“改革者决没有好下场”的历史潜规则作用下偃旗息鼓，不再是这段激情正戏的主角。高潮已经过去，高潮永远过去，接下来，这个王朝差不多可以看到那个呼之欲出的阴影了—死亡阴影。

轰轰烈烈的党争

有些人注定会咸鱼翻身，只要时机成熟。

章咸鱼翻身的时机在宋哲宗16岁那年（年）成熟了。这一年，垂帘听政了八年的太皇太后与世长辞，宋哲宗惊喜地发现，一个属于他的时代猝不及防地到来了。他几乎没有作一点儿思想准备，虽然他渴望亲政已经好多年。

对于他的父亲神宗，宋哲宗从小是当作偶像来崇拜的，他崇拜父亲的励精图治，崇拜父亲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勇气和决心。但是宋哲宗的崇拜在太皇太后那儿被粉碎了。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八年就是粉碎宋哲宗偶像的八年，因此太皇太后一死，宋哲宗就豪迈地认定，一个属于他的改革时代开始了。他把这个时代称为“绍圣”，取“绍述先圣遗业”的意思。

绍圣元年（年），宋哲宗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新召回并重用包括章在内的新党，一时间整个王朝重新充满改革的蠢蠢欲动。但是怎么改革是个问题。人心散了，人心乱了，在这样的时代，究竟有没有一种可以凝聚朝野共识的改革理论来指引大宋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呢？章问道于陈鹳。

陈鹳是当时的名士。陈鹳与章见面于一条船上，陈鹳说：先生所问之事可以用这条船来说明，这船如果左边超重了，它不容易前行；如果把左边的货物都移到右边，那右边超重了，它也不容易前行。明白了这个道理，先生主持朝政应该心中有数了。

章听了，长叹一声：道理我是明白的，但司马光是要清算的，不消除他的影响，接下来的改革就没法进行……

陈鹳不解：清算就是彻底否定啊，你真打算将船左边的货物都移到右边吗？那船就危险了！

章解释道：王安石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成效还没完全显现出来时就被废止了，而司马光趁机作乱，这才是将船左边的货物都移到右边的行为，我们现在只需要继续坚持改革就可以了。

陈鹳闭上眼睛不再说话。的确，对某些人来说，一句话顶一万句；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哪怕说上一万句话他都听不进去。陈鹳累了，不想做对牛弹琴的傻事。

坚持己见的理论家章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引进的左右手蔡卞（王安石女婿）、蔡京（蔡卞哥哥）则致力于成立“看评诉理局”，该机构类似于“平反冤假错案办公室”，专为元祐时代有冤屈的人打抱不平。与此同时，那些元祐时代郁郁不得志的新党官员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人气股之后开始奋发有为—司马光建立的温和政策被全部推翻，司马光时代的旧人被全部打倒，政策之争、路线之争很快就上升为党争。一些在元祐时代不小心跟错人、排错队的人现在则是加倍地忏悔，并且用实际行动来洗刷自己的“罪行”。

轰轰烈烈的改革就这样成了轰轰烈烈的党争。

就在此时，一次意外的胜利冲淡了党争带来的烦恼—哲宗对西夏用兵取得小胜。章借机将此次胜利往“保甲法”上引，称只有坚持改革，大宋才能国富民强。哲宗也很兴奋，觉得要实行改革，到底还是少不了这个人。他对章是又拍又拉，诚恳地希望他戒除党争，专心改革。章心里也认为党争搞到这个地步，可以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是该好好改革了。

但是人世间的事，意外是经常会发生的。

公元年的正月十二，年仅24岁的哲宗皇帝意外得病并迅速死亡。章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天要塌了。

天确实要塌了。在这样的时代，一个皇帝的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了臣子们的生死荣辱。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章太明白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了。

皇太后向氏哭得很伤心。因为哲宗无后（曾经有过一个皇子但是夭折了），北宋王朝皇位接班人的问题让这位皇太后很是头疼。她找来章和曾布，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向氏先提了一个人选：神宗十一子端王赵佶。皇太后向氏其实没有什么政治企图，她也不了解改革与否对目前的北宋政局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赵佶有三个优点：一是孝顺；二是性格温顺；三是能书善画，多才多艺。作为一个让人放心的皇帝，向氏认为端王赵佶是可以胜任的。

但是章不放心。他何止不放心，简直感到揪心—艺术家赵佶一旦做了皇帝，改革毫无疑问要被叫停。旧派人物将重新得势，新党成员包括他章将会死得很惨。想到这里，章对皇太后向氏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说这话时的身份是当朝宰相，说这话时的口气是急迫而不容置疑的。这让皇太后体会到了一种压迫感，她的眼泪突然就流下来了，在一旁的曾布何等机灵，马上呵斥“章听太后处分”！

章无奈，只得跪倒在地，一切听凭这个看上去有些苍老的女人处分。章很清楚，他的命运其实在这一刻被彻底改变了。因为用不了一个时辰，未来的皇帝赵佶将会一字不差地听到章对他所作出的评价，他会怎么样呢？恼羞成怒或故作宽宏大量地一笑了之，都有可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将来的某一刻，皇上会随便找个借口把他赶出朝廷，章很清楚这就是他今后的命运。所谓“祸从口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章心如死灰。

命左运右，或者命右运左

章心如死灰的时候，曾布却在体会“福从口出”的幸福感。

一个人会说话不在于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而在于最关键的时刻说最恰当的话。“章听太后处分”虽然只有短短的七个字，但毫无疑问，它是曾布这一辈子说得最有价值的话。只要赵佶不出意外走马上任做皇帝，他就不可能不记得曾布在皇太后面前说的这句话。

曾布说这句话时已经作好彻底和章决裂的心理准备。虽然他们曾经同为王安石改革集团成员，但是时易世移，现如今一切都已是冰火两重天了。

和章一样，曾经在王安石改革集团混饭吃的曾布也是几经沉浮。在被神宗开了之后，曾布流落江湖好多年，一直以吃饱饭为自己最高的人生追求。司马光上台时，曾经有一个机会无限接近曾布—司马光要曾布修改“免役法”，以此作为他重回中央工作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曾布拒绝了，因为曾布明白一个人生道理，出来混，是需要一块招牌的，他曾布身上的招牌就是“改革先驱”，这样一块招牌就像人身上的胎记一样，是不可以随意涂抹的。曾布相信，只要愿意等，人人都可以迎来时来运转的那一天。

但是曾布没有想到，时来运转有时候并不代表功德圆满，因为每个人身上的招牌有大有小，时来运转的时候上天并不眷顾每一个可怜虫。以他和章为例，当哲宗亲政时，这两个当年的改革风云人物中受到重用的只是章，而他曾布虽然回到中央，却因人微言轻总被冷落在一边。章动辄以王安石改革理论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全面指导绍圣时代的改革大计，曾布翻身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

这就是命运！或者命左运右，或者命右运左，总是合不到一个拍子上。

曾布也曾经抗争过。在哲宗生命的最后几年，章的势力如日中天，曾布愤而上疏：“自辅弼之臣到台谏之官，只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宰相是谁，当然是章。曾布的意思是人人都怕章这个宰相却不怕皇上，皇上难道就不在乎君权旁落吗？

但是哲宗默然不语。也许是曾布人微言轻，也许是哲宗无可奈何，曾布的弹劾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儿回音。

曾布绝望地以为，人生就这个样子了，世事就这个样子了，一个王朝的命运走向也就这个样子了—直到哲宗突然去世，一个新机会触目惊心地出现在眼前。

曾布当然狠狠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狠狠地抓住了端王赵佶那并不粗壮的大腿。曾布明白，这个风流才子的大腿很有可能是他生命中能抓到的最后的大腿了，而他曾布则借此迎来这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时来运转。

曾布猜得没错，已然成了宋徽宗的赵佶没有忘记他在最关键的时刻说的那句最有价值的话，曾布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而章则被赶出了朝廷。随后章的左右手蔡卞、蔡京也被扫地出门。

一朝天子一朝臣啊，曾布颇有成就感地感慨万千。

其实，就像曾布不是吃素的一样，蔡京也不是吃素的。

蔡京的一生没有别的专长，只有一样本事：在任何朝代，只要没把他打死，他绝对会东山再起。

当然一个永立潮头的人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不断地改变自身立场以迎合时代的需求。这一点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像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就是因为不能改变自身立场以迎合时代的需求，所以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然后折戟沉沙魂归故里。

但是蔡京就能做到永立潮头风骚常在。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他是新党成员之一；在司马光执政时，作为开封府知事的他又率先响应朝廷废除新政、恢复旧法的号召，即便要废除当时争议最大的“免役法”，他也是毫不犹豫地执行；哲宗亲政时，他又依靠弟弟蔡卞的关系，成为章新党的重要成员。

现如今，他被朝廷扫地出门，闲居杭州，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小子肯定会东山再起。

蔡京也相信自己可以东山再起。因为他画画得好，字写得好。

在这个世界上，画画得好、字写得好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好到蔡京这个程度—蔡京写的字和王羲之有一拼，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书法家。

而徽宗和蔡京有着同样的爱好。只要机缘巧合，蔡京相信自己会再入徽宗圣眼。

机缘很快就来了。

年，一个叫童贯的首席宦官来到江南为徽宗寻访古字画，在杭州逗留一个月。这一个月时间被蔡京牢牢地抓在手里，成为他人生利益最大化的窗口期。一个月后，童贯成了蔡京的莫逆之交，他的手里捧着蔡京提供的大量古字画，一脸表功地跪在徽宗面前。

他是为蔡京表功。徽宗终于心软，为了艺术放弃政见的不同，下旨召回蔡京。

蔡京对徽宗的艺术感受是了如指掌的。徽宗喜爱花石，可天下太大，他虽贵为天子，却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种痛苦，蔡京可以想象。蔡京也痛苦了，这是一个艺术家对另一个艺术家的惺惺相惜。蔡京发誓，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徽宗找来天下最精美的花石。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花石纲之役”打响了。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指挥所设在“苏杭奉应局”，战场在淮河和汴河两岸，投入的人员达上百万，前后相接的船队长达千里，战争总费用达数百万两白银，战利品是花石，受益人是徽宗。

花石运回来了，为了使其成为真正的艺术品，蔡京任命童贯为工程监理，自己为艺术总监，为徽宗开建延福宫。建成后的延福宫美轮美奂，宛如仙境，但是徽宗却不满意，认为它缺乏人间烟火气，徽宗更愿意永留人间。这样的心思，被蔡京捕捉到之后，蔡京又建造了万岁山工程，这万岁山充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浪漫主义遐想，高起点、高标准、高投入，比很多年后的颐和园还要上档次，徽宗非常满意，对蔡京的办事能力更加放心了。

但是徽宗不知道，万岁山已然成了这个王朝最后的大工程，一个王朝百多年来的积蓄已经被挥霍一空，帝国命悬一线，再也经不起任何的折腾。而此时，在遥远的江南，种树专业户方腊开始蠢蠢欲动，因为他的生存底线被突破了。

方腊是种漆树的。如果仔细考察他的林场的话，应该是在今天浙江省建德市附近。那个地方一向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是种漆树的理想之地。

但理想之地在遭遇非理想年代时，方腊的命运就会变得坎坷起来。“苏杭奉应局”的老大朱勔老是过来找茬儿，动不动就让方腊交这个费那个费的，搞得方腊和其他一些种植大户活不下去了，只好横下一条心起来造反。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方腊的造反事业很快有了起色。几万农民军轰轰烈烈地占领了富阳、杭州等地，杭州太守赵霆吓得弃城逃跑，其他的省级官员也跑的跑，死的死，浙江的局面乱成一团。几个月后方腊惊奇地发现，他所率领的队伍竟占领了六个州、五十二个县，几乎可以成立一个小朝廷了。

方腊起事，北宋官员有惊慌失措的，也有痛心疾首的。御史中丞陈过庭上奏说：“致寇者蔡京，养寇者王黼,窜二人,则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余小人,交结权近,窃取名器,罪恶盈积,宜昭正典刑,以谢天下。”陈过庭话说得慷慨激昂，但最后却为这慷慨激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贬的不是蔡京、王黼等人，而是他自己。因为他不是艺术家，不懂得艺术家之间的惺惺相惜。徽宗和蔡京此后举全国之力，恶狠狠地镇压了方腊兵团。史载：在长达八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官民死亡人数共达到了二百多万，北宋的国力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