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出土的窖藏钱币中，近几年出现大批新面世古钱币，根据北国盈泉聂先生的文章《依托历史类比实物探索和认知东北地区新面世古钱币》介绍，“众所周知，东北地区新面世钱币以宋钱为主，汉、唐、五代、辽、西夏、金等历朝钱币只占很小部分。”因此，聂先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宋代和其他朝代钱币缘何也出东北地区？”

为此，聂先生为此给出三个解释：

一是边境贸易；二是宋朝对辽金的岁贡导致钱币大量外流；三是金、元的战争掠夺。

对于“这些钱币又是如何被埋入地下的呢？”聂先生认为“原因有二：其一，缘于变国战乱。其二，缘于金代的限钱法。”并且认为“金对宋的掠夺尤以“靖康之难”宋的损失最为惨重。”

至于为什么在东北出土的窖藏钱币中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北宋出谱钱，而这些钱币无论从形制、还是从品种来看，都是闻所未闻的，用过去钱币收藏的观点，基本为所谓的“年号”、“品种”、“书体”大誉名品。

这些钱币来自何方，它们又是何种类型的钱币，带有这些问题。笔者对古籍中对靖康之变的记载进行研究和梳理，力图从历史典籍中找到这些钱币来源的蜘丝马迹。

笔者通过对古籍《靖康要录签注》的研读，结合《靖康记闻附拾遗》、《靖康纪闻》、《靖康稗史笺证》、《三朝北盟会编》等一系列涉及到靖康之难中金军对北宋的掠夺的记载，从这些文献中找出了一些线索。

《靖康要录》十六卷（《四库全书》题作十二卷），不着撰人名氏，此书后经考证为宋人汪藻所撰。此书记载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按目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之类皆详载。现存述钦宗一朝史事之古籍，最为最详尽的一本书，这就为人们提供了比较客观的原始资料，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本文以《靖康要录签注》叙述的金军在攻陷汴京中对北宋财物的掠夺为主线，整理出以下部分史料，这些史料以时间先后为序。

一、宋代历史典籍中关于靖康之变中，金军对汴京的劫掠的部分记载

1、（靖康元年十二月初八己巳）八日，……，虏使检校内藏、左藏、元丰、大观等库，縅封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一：“四日乙丑金人遣使检视府库拘收文籍。”。“金人欲尽取府库，故先遣使来检视府库，拘收文籍内藏库者。太祖皇帝时封椿库，太祖不忍燕云之地陷於契丹，以每岁用度之馀置封椿库，以贮之，欲俟货财丰殖，即用赏战士，以取燕云之地。有诏誓，子孙不得别用，後为内藏库，真宗皇帝有御制诗颂曰：“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造邦，基以募士，毋畅侈心，要遵遗业，予不胜，兹何以成捷、龙虎兴昌运，山河镇国都，龟畴延宝祚，凤德显灵符，道盛尧咨岳，功高禹会涂，九重方执象，万里定寰区。”凡七十二字，每一字榜为一库之号。皆王章所书，金银锦绮宝货积累一百七十年，皆充满盈。溢金人遣使来检视。吴开、莫俦相引入库，中使人唯看，逐库字号，方至“五季失图，玁狁孔炽”即止遽索马归。又二日别遣使人来封闭诸库。”

初四日，金人遣使命检视府库，拘收文籍，欲尽竭所有犒诸军。

2、（靖康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官吏、士庶、僧道、恭候大驾者又云集于南薰门。有榜云：“应民间金银，限十五日前纳入官。出限不纳、私有藏匿者，并依军法。自令后不许以金为首饰器物等。”及出旧新城候门，遍行天下，侍从官、郎中分头四壁根括者，尤为紧急，婢仆告首括纳者纷纷，有以仇隙而告者，亦被括纳。告讦之风盛行，官司乐从而不闲。传闻一壁所括者，日不下数十万两，禁中诸宫什物、诸王宫主第什物、暨龙德宫、宁德宫八殿所有，一铢一两，无不括纳，车载而去者络绎于道。及晚，又榜云：“大金元帅台令：‘候根括金银尽绝中来，当遣大军入城搜空。’

金人自陷城后，征求不一，罄府库，竭帑藏，至取乘舆服御嫔宫等物，上在军中未尝动色，惟索及三馆书籍，上喟然嗟叹久之。

3、正月三十庚申：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八于正月三十日记云：“是日，又取画工百人，医官二百人，诸般百戏一百人，教坊四百人，木匠五十人，竹瓦泥匠、石匠各三十人，走马打球弟子七人，鞍作十人，玉匠一百人，内臣五十人，街市弟子五十人，学士院待诏五人，筑球供奉五人，金银匠八十人，吏人五十人，八作务五十人，后苑作五十人，司天台官吏五十人，弟子帘前小唱二十人，杂戏一百五十人，舞旋弟子五十人，金辂玉辇法物、法驾、仪仗、驾头，皇后玉车，宰相子弟车，诸王法服，宰相、百官朝服，皇后衣服，御驾、御鞍，御尘拂子，御马二十匹，珊瑚鞭两条，御前法服、仪仗，内家乐女、乐器，大晟乐器，钧容班一百人并乐器，内官脚色，国子监书库官，太常寺官吏，秘书省书库官吏，后苑作官吏，五寺三监大夫，合台官吏，左司吏部官吏，鸿胪寺官吏，太医局官吏，市易务官吏，大内图，夏国图，天下州府、尚书省图，百王图，宝箓宫图，隆德宫图，相国寺图，五岳观图，神霄宫图，天宁寺图，本朝开国登宝位赦书旧本，夏国奏举书本，红笺纸，铜古器二万五千，酒一百担，米五百石，大牛车一千，油车二千，凉伞一千，太医局灵宝丹二万八千七百贴。”

4、靖康二年二月初二日，虏索天台浑仪、三馆太清楼文籍图书、国子书板，又丝绵数万斤出城。

4、（靖康二年三月）十三日，虏掠宗庙什物。（靖康要录卷一六：靖康二年三月十三日，「虏取宗庙等什物去。）

十四日，虏掠内藏库。

《三朝北盟会记》卷九七：“虏人入内，径取诸库珍珠四百二十三斤、玉六百二十三斤、珊瑚六百斤、玛璃一千二百斤、北珠四十斤、西海夜珠一百三十个、朱砂二万九千斤、水晶一万五千斤、花犀二万一千八百四十斤、象牙一千四百六十枚、龙脑一百二十斤、金砖一百四十叶、王先生烧金、陈抟烧金、高丽进奉生金、金甲、金梳、头盔各六副，金鞍、金马杓、金杵刀、金作子四百二十五副，玉作子七百副，花犀带扣、金带、金束带、玉带、镀金带、金鱼袋等。上皇阁分金钱四百贯、银钱八十贯，皇帝阁分金钱二十贯、银钱四十贯、皇后分金钱十一贯、银钱二十二贯、银火炉一百二十只、金火炉四只、金棹子面二十只、银交椅二十只、金合大小四十只、金水桶四只、金盘盏八百副、金注碗二十副、金银匙箸不计数，金汤瓶二十只、琉璃盏一千二百只、琉璃托子一千二百只、玳瑁托子一千二百只、珊瑚托子四百只、玛瑙托子一千三百只、珍珠扇四百合、红扇一百合、蓝扇一百合、行鸾扇三百五十合、大扇六十合、扇车一百两。虏）使督金帛者旁午四壁，以从官台官各一人提举催促府中差官巡门提辖四壁。又添官十员，措置收买。仍令诸仓以米豆换之再纳金七万五千五百八十两、银一百十四万五千三百两、表段四万八千四百匹。”

“自五代祖宗巳来所蓄。并收江南、浙、蜀所有。上皇二十馀年珠玉。……二百年府库蓄积一旦埽地尽矣。”。“自安禄山陷长安以後破京师者未有如今日之事”

（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丁巳）二十七日，虏胁太上皇帝及宗属北狩.

△宋史卷二三钦宗纪：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

靖康要录卷一六：靖康二年二月二十日，「虏使人径入内廷，搜取珍宝器皿等。自五代祖宗以来所蓄，并收江南、浙、蜀所有，上皇二十余年所积珠玉，一旦取去，牛车担负，襁属不绝。国人嗟忿，不忍正视。」

在这些记录中。似乎可以解释以下问题：

1、为什么在东北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中常有北宋金银钱发现，

关于北宋金银钱的记载，在历史典籍和笔记上多有记载：

《宋史》卷五《太宗纪》载，雍熙四年四月丁未，宋太宗“习射琼林苑，登楼掷金钱、增采于楼下，纵民取之”。

南宋张知甫的《张氏可书》记:“宣和预赏，每掷金钱于楼，上以为戏笑。”

《大宋宣和遗事》中描写了宣和六年正月十四夜撒金银钱的具体情景:“这四个得了圣旨，交撒下金钱、银钱，与万姓抢金钱，那教坊大使袁陶曾作一词，名《撒金钱》……。”(卷三)除撒于万姓之外，也分赐身边大臣等。

《容斋四笔》卷六《洗儿金钱》：刘敞在宋仁宗嘉枯年间上奏说:“又闻（因皇女出生)多作金银、犀象、玉石、唬拍、玳瑁、檀香等钱，及铸金银为花果，赐予臣下，自宰相、台谏皆受此赐。”

《江休复杂记》云:“公主诞庆三日，宰臣以下，包子有金银。玳瑁、犀角、檀香、象牙钱。”

宋朝制度规定:公主出聘定婚后，被选中的驹马入谢，皇帝要踢给他许多物品，其中有银钱二十千，重二千两。公主出嫁时，“又赐宰臣、亲王、枢密、参知政事、两制、侍从、内职阁门抵候以上、诸军副指挥使以上金银钱胜包子(“胜”疑是“盛”之假借)各有差”

而在现实中，有太平、淳化、大观、宣和、政和等年号金银钱存世。彭信威先生指出，“从遗留下来的实物看，宋朝的金银钱，以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铸得最多。特别是徽宗的时候铸造最多。”而考古中发现的北宋金银钱，多在与金代有关的地区。近来，在东北地区有较多发现。

从东北出土的北宋金银钱中，仍然以宋徽宗时代最多，宋徽宗的六个年号均发现有金银钱：靖国元宝、圣宋元宝、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重和通宝、宣和通宝、宣和元宝等，也发现有靖康通宝样钱。

这些金银钱在金代窖藏钱币中的发现，应该与这段记载有关：“上皇阁分金钱四百贯、银钱八十贯，皇帝阁分金钱二十贯、银钱四十贯、皇后分金钱十一贯、银钱二十二贯。”而上皇、皇帝恰为宋徽宗和宋钦宗。

在宋徽宗时代的银钱中，多有非行用钱的特殊版别的样钱发现，笔者就曾经收集到行书“宣和通宝”小平、木宋“圣宋元宝”等两枚银质小平钱，而北国盈泉也收集到一枚折三篆书“大观通宝”银钱。这些钱币即使在铜钱之中，也属于珍稀品种。这些钱币最大可能是来自宋徽宗的“上皇阁”，是否也为这位风流皇帝的御笔，值得人们研究。

2、为什么在东北窖藏钱币中会出现五代十国时期的大钱

在“古泉五十大珍”中，蜀地的前蜀与后蜀铸造的钱币就有三种：永平元宝、广政通宝和大蜀通宝，其均为小平钱。而在东北出土的窖藏钱币中先后发现了蜀地政权铸造的折三以上大钱，仅以北国盈泉聂先生收集的为例，就有：永平元宝、广政通宝、大蜀通宝、光天元宝等折三大钱，其中部分为铅母，更为珍贵，这些钱币在过去均没有著录。这些钱币为五代十国时期，蜀地铸造。而出现的东北窖藏钱币，其必有一个传递过程。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自平蜀，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蜀平，听仍用铁钱。开宝中，……，禁铜钱入两川。太平兴国四年，始开其禁，……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

据有关文章介绍，“北宋乾德三年()平蜀后,宋廷统一全国战争需要大量的财富，当沈伦在建隆三年，迁给事中。明年春，为陕西转运使。王师伐蜀，用为随军水陆转运使。时四川地区战乱的破坏比较少，宋廷要把受战争破坏较少的四川地区大量财富运往开封,补充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沈伦等人当时上供物品种类很多，而且主要是铜钱，通过在四川禁用铜钱的方式，将四川的铜钱搜刮一空。在四川，包括宋太宗专门为四川所铸的广穿“宋元通宝”，也极为罕见。早在三十年代，已故钱币学家戴葆庭先生，为了觅取一枚广穿宋元通宝铁母，曾不远千里，亲赴四川，历时二月，广事收罗，结果一无所获。他所珍藏的四枚广穿宋元通宝却都得于它省。于是他不胜感慨地说:“以西南之钱，而出于东北之地，斯亦奇矣。”因而“殊感研究兴味。”。其实这些情况也是不奇怪的！宋初，天下贡赋悉归左藏库，及平定荆、湖、下西蜀后，国家储备充足。乾德三年（），太祖遂令在讲武殿后另置内库，贮存金帛，号封椿库，主要用于收复幽蓟。太平兴国三年（），改为景福内库。《三朝北盟会记》有这样记载：“太祖皇帝时封椿库，太祖不忍燕云之地陷於契丹，以每岁用度之馀置封椿库，以贮之，欲俟货财丰殖，即用赏战士，以取燕云之地。有诏誓，子孙不得别用，後为内藏库，……凡七十二字，每一字榜为一库之号。皆王章所书，金银锦绮宝货积累一百七十年，皆充满盈。”这些库中有“自五代祖宗巳来所蓄。并收江南、浙、蜀所有。”的财物，从四川上供而来的后蜀政权的内廷、官府所藏应该进入宋太祖建立封椿库。

而金军从封椿库掠走的财物应该就有这些钱币，因此，在东北发现这些蜀地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大钱。甚至母钱，是毫不奇怪，它们均来自汴京的内藏库，而内藏库全部所有被金军掠走，史书有着明确的记载。而内地，特别是四川无其踪影，也有明确地记载，“时铜钱已竭”。

3、出谱钱是否来自内藏

在《宋史.食货志》中记载到，在宋徽宗时代，当时的财政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诸局钱物、户部钱物”等四个系统，其中“诸局钱物”为宋徽宗的私库。在“徽宗崇、观后，则大观东、西等库、西城所，无虑皆天子私藏”，其中，“大观库者，其制同元丰，然大观库独贮天下坑冶，所以终始未尝动，又不若元丰库时有支用也。大观库既贮坑冶金银及细软、香药等物。大观东库，大观本一库，所以有谓之大观东库者，以又有大观西库故也。大观西库，鲁公（蔡京）以昔日所铸当十钱之精致靳之，故以大观西库独贮钱而已。”，到了宋徽宗崇、观之后，大观西库就成为专门储藏钱币，特别是新钱的仓库。

《宋史·食货下二》关于大观元年蔡京兴复京畿两钱监之载,“二月,首铸御书当十钱,以京畿钱监所得私钱改铸,寻兴复京畿两监,以转运使宋乔年领之,用提举京畿钱监司为名。乔年铸乌背漉铜钱来上,诏以漉铜式颁行诸路”，《群书考索》后集卷六十记宋乔年提举京瓷钱监事云:“大观二年,开封尹兼提举京畿钱监宋乔年言,检准近降朝旨,诸路钱监见铸大观小平钱并依旧料例,仍令崇宁监别铸样。臣今勒崇宁东监工匠铸到锡母五文足,乌背铜样钱五文足,漉铜样钱五文足,纽计到逐等本钱,内乌背钱五文足、漉铜样钱五文有零,每人日铸四百三十五文,漉铜钱每贯九百六十三文有零,每人日铸七百一十六文。官兵请给不在此数。诏乌背赤仄工力稍大,致亏户部上供之数,可以漉铜钱下诸路,令依样铸”；

这样,在宋徽宗崇、观时期,京畿便有三个钱监,即铸造御书崇宁通宝当十钱和大观通宝当十钱的崇宁监,铸造大观通宝样钱(漉铜样钱、乌背钱和漉铜钱)的祟宁东监,以及改铸当十钱的大观东监。而与之配合的应该是“鲁公（蔡京）以昔日所铸当十钱之精致靳之，故以大观西库独贮钱而已。”的大观西库。在东北出土的窖藏钱币中，已经发现了多种宋徽宗时代的出谱大钱，以“大观通宝”为例，就发现有行书、篆书、行草书等不同书体的“大观通宝”，也发现了旋读的瘦金体“大观通宝”笔者收藏的大型行书“大观通宝”，直径超过60毫米，锈层下。为黑漆古样：

笔者收集的另一枚折五“大观通宝”甚为厚重，直径超过35毫米。钱体厚重，铜质优良，为白色的青铜，钱体周身不见一个沙眼与流铜，字口极其峻深，地章平整，文字、内外缘与地章之间形成明显的拔度，內郭四壁修饰齐整、外郭周围修饰圆滑，形成略有梯度的圆台型。最突出一点，是钱币通体发黑，钱币收藏家郑家相指出“宋徽宗之崇宁钱，亦有赤仄之制，其日赤仄乌背者，即今世所见边侧整齐，曾经磨光，背肉乌黑，曾经药涅之崇宁钱是。”，这两枚“大观通宝”都应该为乌背钱。

笔者还曾经看到数枚超大型篆书“宣和元宝”、“宣和通宝”钱，极为厚重，直径超过60毫米，为东北红锈，钱体浑厚，但是钱文却不失秀丽之感！据知情者说，这些钱币与超大型行书“大观通宝”为一罐中的窖藏钱币。

应该说，这些钱币都应该为大观西库所藏，而其中的折五、折十钱，可能是“崇宁东监”为取悦宋徽宗而特意试铸御书样钱，而大型钱币极可能为专门铸造的宫钱。

在中国货币史中，除了铸造流通货币以外，最迟在汉代，已经发展出提供皇室贵族专用的特殊铸币。其功用除了游戏或是赏赐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厌胜、诹吉。在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内，即出土两套“宫中行乐钱”，一套为单纯计数，从“第一”至“第廿”；另一套则为三言形式的吉语，例如“天下安”“圣主佐”等，两套合计40枚，此可谓宫钱之嚆矢。其后历朝历代，皇家皆有延续铸造宫钱的习惯。至于宫钱的材质，除了使用贵金属金银铸造以外，另有玳瑁、犀角、玉等制作的情况产生。最普遍的宫钱，则应是银胎鎏金、铜胎鎏金、鎏银。目前存世的历代皇家宫钱，以唐宋宫钱最多，且具有体系特性。宫钱，一般不为专门的铸钱机构铸造，在清代，宫钱为造办处专门铸造，而这些宋徽宗时代超大型钱币，也应该为类似清代造办处的机构铸造，这就应该是“宋徽宗的诸局”或北宋铸造铜器的有两个机构——少府监和文思院。

《宋史.职官志6》对少府监、文思院有这样的记载:

少府监，“旧制。判监事一人，以朝官充。凡进御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工巧之事、分隶文思院、后苑造作所，本监但掌造门戟、神衣、族节、郊庙诸坛祭玉、法物、铸牌印朱记,百官拜表案、褥之事。”，“元丰官制行,始置监、少监、丞、主簿各一人；监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少监为之二,压参领之.“

文思院，“隶工部。提辖官一，监官三员，监门官一员、掌金银、犀玉工巧及彩绘、装细之饰。凡仪物、器仗、权量、舆服所以供上方、给百司者,于是出焉。?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少府监有铸造“铸牌印朱记”之项目,文思院有铸造“权量”之职。从所发现的宋徽宗宋代的超大型钱币来看，并不是一般铸币，应该与“铸牌印朱记”、“权量”相同，而铸造专门“供上方”，收藏于内藏，甚至是“大观西库”都是可能的。

因此，笔者认为东北出土的宋代出谱钱，特别是宋徽宗时代的出谱大型钱币，应该是来自内藏诸库，最大可能为“大观西库”。这些内藏诸库的珍品钱币，被金军有组织、有计划的劫掠一空，运往北地，为金代内廷、贵族等收藏，其发现时候，都为罐藏，或者以祭祀坑的形式出现，其罐中钱币绝大部分为珍稀品种。而一般宋代钱币，为一般士兵所劫掠，进入金代社会的寻常百姓家。在东北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中，以行军锅形式窖藏的钱币不少，而这些行军锅式的窖藏钱币，基本为一般北宋行用钱币，而出土地点除了在在古城、居民定居点遗址内或附近发现外，而似乎在行军过程中的营盘附近也有发现，应该为士兵丢弃时候所埋藏。据黑龙江日报网介绍，“金代六耳铁锅是辽金时期军队作战时常用的一种做饭的行军锅。体积根据用餐人数的多少有大有小，材质则根据等级有铸铁和青铜两种。从出土情况看，多数出土六耳锅内均有古人窖藏宋代及其他朝代的古钱币。”

有组织的官方对汴京官库、内藏的掠夺和军队士兵对民间私人财产掠夺，仅仅从钱币一项就不是同一等级，这也就是金代一般窖藏和罐藏出土钱币在珍稀程度上不同的根本区别的原因。本文，从历史典籍角度探讨了为什么在东北金代窖藏钱币中会出现如此之多的北宋及其五代十国珍稀出谱钱币的原因。下一篇文章，我们继续讨论金军从汴京掠夺了巨额的金银，是金代金银钱明显多于北宋的主要原因！